天上的星星之所以显得美丽和纯洁，只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如此遥远，而我们又一点不了解它们的私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海因里希·海涅

“抱歉，谁要奋斗？”

亚瑟说话的声音并不算小，但是在一帮热血上头的青年人当中，他的声音还是很快被一片欢呼声给压制了下去。

小酒馆里到处都是学生们为海涅这个老学长的悲惨遭遇鸣不平的声音。

虽然这些这帮学生们脑补出海涅在巴黎穷困潦倒的生活经历，甚至于有的人还加上了诸多细节描写。

但是据亚瑟所知，至少海涅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不止没吃过黑面包，还基本把巴黎的高档餐厅都给尝了一遍。

而当亚瑟告诉海涅，他即将离开巴黎去德意志上任时，海涅还热心的给他推荐了柏林的雅哥餐馆。据海涅所说，那里烹调之精美与巴黎不相上下。

烤天鹅满天飞，喙子里还叼着个酱油碟子，要是把它撕来吃了，它就得意非凡。鲜美松软的奶油蛋糕恰似向日葵迎风疯长，鲜肉汁和香槟酒汇成的小溪四处流淌，飘着餐巾的树环。

在雅哥餐馆吃饭，即使擦嘴用的也是白面包，亚瑟甚至都不确定那里有没有掌握制作黑面包的工艺。

而对于把海涅奉为英雄的哥廷根，这家伙对自己待了好几年的地方描述的却相当简洁，三言两语便把他眼中的哥廷根给概括了。

以香肠和大学闻名的哥廷根城属于汉诺威国王，有九百九十九个火炉、各式各样的教堂、一所助产院、一座观星台、一间大学生禁闭室、一所图书馆和一家市政厅地窖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

城边流过的一条小河叫莱纳河，人们夏天在那里洗澡。河水很冷，有几处是那样宽，倘若我同届体育最好的学生威廉·吕德尔想跳过去，也得助跑很长的一段距离。

更夫、校役、博士论文、跳舞茶会、洗衣妇、教学大纲、烤鸽子、居尔芬勋章、博士马车、烟斗、枢密顾问、法律顾问、处罚学生委员会委员、教授及其他蠢货，应有尽有。

有人甚至认为，此城是民族大迁徙时代建造起来的，德意志民族的每个分支那时都在此留下了一份它的成员放荡不羁的标本，并从中繁衍出汪达尔人、佛里斯兰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等。

在今天的格廷根，他们仍然成帮结伙，以小帽和烟管穗子的不同颜色相互区分，在魏因德大街闲逛，在草场磨坊、决斗酒馆、波韦登的血腥战场上格斗不休。

他们的风俗习惯还停留在民族大迁徙时代，部分被称为领头公鸡的领袖们，部分被他们古老的法典——在“野蛮人法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学生社团法规管理着。

关于这一点，海涅的描述还是准确的，只不过亚瑟还没有见识到哥廷根的跳舞茶会等美好事物，便已经率先与在“野蛮人法律”学生社团法规管理下的大学生们打了照面。

更不幸的是，他目前的身份还是哥廷根大学教授，并且很有可能会以学监身份出任处罚学生委员会主席。要知道，在海涅列举哥廷根存在的事物时，这两个身份可是与蠢货放在同一行列的。

但是在场的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是亚瑟那么纠结。

譬如说，施耐德对于今天的遭遇就见怪不怪的。

在这位纯正的不列颠绅士看来，这便是他的老家德意志，如果没有啤酒馆的喧嚣，吵闹的、给街坊邻里带来无数麻烦的大学生们，那反倒少了点味道。

不过，更令施耐德开心的是，他并不负责监督这些精力过剩、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想试试的大学生，因为这是由电磁学大师、反动学术权威亚瑟·黑斯廷斯教授负责的。

他带着克拉拉和亚瑟来到啤酒馆一处角落坐下，然而屁股还没把凳子焐热呢，就看见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的学生从身边的箱子里掏出一面黑红金三色旗。

其中黑色与金色是旧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色，现在则代表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而红色则象征了自由与革命。

但眼下这个时刻，这个旗子代表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目前这面旗帜被禁止出现在校园场所。

但是学生们生来就拥有反叛精神，越是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越是要做什么。

对于亚瑟这样的资深警察来说，将这样一帮青年人限制在大学当中绝对是一种相当高明的举措。因为这可以将他们的破坏天性约束在校园这样的小区域当中，而不是像是伦敦那样，在伦敦东区的大街小巷中四处乱窜、为非作歹。

义务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他们认识字母、学习基础的知识，以便在不远的将来让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也在于有个地方能够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从而降低社会的整体犯罪率。

甚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后者的作用要比前者更加明显。

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就亚瑟这些天在德意志境内旅行的见闻，他又得出了一个相当反常识的结论。

在德意志，尤其是从1797年就施行了强制义务教育的普鲁士，其境内学校的覆盖密度，不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再加上民众的识字率要远高于不列颠。

但是与高识字率相对应的，却是普鲁士远不如不列颠繁荣的经济水平。

甚至连许多容克地主都过着相当一般的穷日子，更不要说替这帮地主干活的普鲁士农民了。

而且在教育方面，不列颠的投入不仅比不上普鲁士，也比不上海峡对岸的法兰西。

今年法兰西在基佐的主导下刚刚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而不列颠在这方面的努力则无限趋近于0。

虽然在民间层面，不少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创办伦敦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但是相较于德意志和法兰西这种政府主导的教育革命，不列颠政府似乎并没有大力普及基础教育的意愿。

在英国的传统观念当中，教育这个单词等同于古典教育，而古典教育则是贵族的自留地，是一种高尚的事业。

也正因如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的传统大学才会极其敌视与他们教育理念不同的伦敦大学。

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不仅仅是贵族的看法，也是不列颠民众的看法。

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有没有接受教育都不影响他们在工厂干活，也不影响他们在田地里扛锄头。而且就事实而言，好像也确实是这样的。

而不列颠对普及教育的不重视也就导致了一个相当离奇吊诡的现象。

在欧洲大陆上，不论是法兰西还是德意志，学生都是自由改革的急先锋，每次大规模的抗议和起义当中，都能见到这群年轻人的身影。

而在不列颠，好像农民、工人、市民组织的运动屡见不鲜，但是唯独没听说过有什么学生主导的运动。因为在伦敦大学创立之前，不列颠只存在古典教会大学，而且即便是古典教会大学的数目也极其稀少，因此学生压根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所以，即便是在革命运动层出不穷的19世纪，亚瑟也是直到今天才近距离观察到学生们是如何在这些运动中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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