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丈量土地(2 / 2)

大明上下阶级的通透程度,和儒学的普及,非常容易培养出高道德水平的愣头青,越年轻,越是气盛。

光是给官员张俸、足俸两件事,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

毕竟,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

贪污受贿的,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

而随着讨论的继续,关于加税的事,也被提了出来。

结果就是,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

就单说东林党,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反对加田税,赞同收矿税(由朝廷收,不是由宫里)。

而以韩爌、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是反对加增商税、矿税,主张加大田税。

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每日操阅两卫,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

京中的诸党争论,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

还是那句话,当皇帝强势的时候,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

商鞅变法,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

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其师首傅公子虔,右傅公孙贾被刺字。

而反例,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用一个“元祐党籍碑”,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

然而,当蔡京垂垂老矣,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

同时,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文官的节操,越来越低。

以宋末为例,越争越是没节操。

如果说,范仲淹、富弼时期,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

那么王安石、韩琦、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

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

等到宣和、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李纲的遭遇和秦桧、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明。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则是利。

因利而聚,利尽则散。

对于如何解决党争,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捏住这些人的脖子,物理禁言,然后告诉这些人,干事儿的留下,不干事儿的滚蛋。

皇帝眼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

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

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

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

武则天看重狄仁杰,但也没放弃来俊臣。

嘉靖用海瑞,但却重用严嵩。

都是一个道理。

无所谓这党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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