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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年4月，早春的宁波府已经渐渐温暖了起来。台州府宁海县城外，魏博秋正在新建陆军第六师师长谢迁的陪同下，监督一场集体行刑。行刑的对象是本地清廷将官及部分直系男性亲属，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本地的士绅地主之流，这些人所犯之事无外乎“忠仕伪清”、“冥顽不灵”，因此被攻克此地的仆从军第六师一并拿下行刑。

数百名第六师的官兵在城外校场上圈出了一大块空地，这些统一穿着土黄色军服、头顶黑檐大盖帽、脚踏翻毛皮鞋、小腿上打着白色绑腿的士兵们手持长矛，将围在外面看热闹的百姓向外赶了赶。他们操着本地人难懂的山东口音，手里的刀枪寒光闪闪的，再加上月余前破城时杀得清军人头滚滚，因此在本地百姓眼里还是很具威慑力的。

师长谢迁掸了掸自己做工讲究的呢子军服上的灰尘，左手抚着指挥刀的刀柄，右手下意识地放在腰间的燧发手枪皮套上，意气风发地看着刑场上或垂头丧气、或破口大骂、或哭哭啼啼的清廷将官，心里别提多快意了。

他本人原来不过是青州府淄川县某致仕官员的一介家奴，因不忿清廷剃发易服的政策以及对百姓的过度盘剥，便与江湖上的一些朋友拉起杆子造了反。其人最大的“功绩”，当是擒杀了第一个上书多尔衮请求剃发易服的满清礼部右侍郎孙之獬了，谢迁当时在孙之獬的头顶插满了锥子，曰“为汝种发”，大快了天下人心。

不过在被清军围剿几乎丧命（多亏了东岸人解围）后，谢迁便投靠了在他看来唯一坚持抗清的“不明势力”东岸人。而在东岸仆从军体系内浮沉几年后，谢迁的改变很大，如今的他已不复当年的许多意气，渐渐开始向一个军阀、政客靠拢，比如他现在对捞钱比对杀鞑子更上心。再比如他现在不但剃发易服（剃了平头、穿起了东岸军服，不过这在他看来比鞑子推行的金钱鼠尾或马褂要好看多了），对来自东岸的许多事物（比如各种生活用品）也丝毫不加以排斥，和几年前相比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校场上那些被五花大绑等待行刑的清廷官员们在他看来都是一些可怜蛋加蠢蛋。为何？不明局势。不识大体！别的不谈，光说如今浙江全省的局势，那对清廷是大大的不利！数月前，坐镇鄞县的南方战区司令、海军少校刘海洋调动仆从军第四师、第六师南下，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次第克复了象山县、昌国卫、宁海县等地。并消灭了据守这几个县的两千余地主团练武装；回师的时候他们又顺道经过了奉化县，平灭了当地发生的两起士绅暴动事件，可谓是威风无比。

而在东岸大军巩固地方的时候，原本在健跳所一带活动的鲁王武装也开始逐渐发力，他们趁着清军主力北撤杭州府的机会，在台州府、温州府的沿海地带连续出击，先后攻克多处清军据守的城寨，目前已据有健跳所、桃渚所、海门卫、黄岩县、松门卫、盘石卫等地，其主力数万人由张名振、阮进等人率领，此刻正在温州府城永嘉县城外。日夜围攻不辍。

浙东、浙南乃至闽北的清军，本就兵力稀少，陈泰等人北上救援杭州的时候又搜刮走了一批，现在更是只有几个歪瓜裂枣，自保尚且不暇，更别奢谈援救他方了。清廷的这种不利局势，更是在东岸人的刻意宣传以及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被刻意放大了——掌握鲁王所部军权的张名振、阮进等人开始在温州、台州二府攻城略地，实力有所壮大，再不复数年前蜗居舟山岛时半死不活的窘态。

而据守金厦的郑氏集团也开始发力。他们打着南明的旗号，围攻福建沿海一带，让清军疲于奔命，不断丢城失地。而他们的努力。又使得攻入广东潮州府境内的清军腹背受敌，李成栋趁势率军反攻，击溃了这部清军，并收复潮州府大部。东南沿海的局势，就在东岸人刻意的撬动下，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清军也徒唤奈何。

“东南局势翻转若此，此等土豪劣绅竟还甘心事鞑，真是蠢如猪狗！”第六师师长谢迁不屑地想着。在看到高台上的魏博秋不甚在意地挥了挥手后，他紧了紧腰间的皮带，抽出雪亮的指挥刀，狠狠朝下一劈，道：“行刑！”

随着他的命令，大群还穿着清兵号衣的绿营兵将在第六师官兵的踢打下，拿着发下的短刀，战战兢兢地朝这些以前的上司、将官身上捅去。周围的第六师官兵们披甲执刃，监督着他们行刑。

“投名状递上后，再将这些人编入军夫队伍，几趟下来后差不多就消化了。”魏博秋一边起身离开刑场，一边朝自己的学生李卡多说道：“宁海县地处山间谷地平原，易守难攻。清军大队若是前来，必是翻山越岭、疲敝已极，其势不能穿鲁缟也。相反，我军却有舟楫之利，海军战舰随时可运送大批部队及军资上岸，具备清军难以匹敌的内线优势。因此，这里可以好好消化成我们的后方，当然这也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李卡多点了点头，他现在是真的明白老师嘴里说的“需要很多年时间”是什么意思了，因为现实的例子摆在那里：在东岸人已经攻取的宁波府诸县里，目前推行的各项政策在乡间阻力相当之大，地主士绅、普通读书人、残余清军势力、地方宗族势力等等，出于种种原因，几乎都成了东岸人的敌人。

他们在民间散播不利于东岸的舆论、串联各种反东岸势力、为清廷通风报信、打杀东岸派出的征粮队和工作队，甚至还有人不断煽动愚夫愚妇或宗族亲朋起来武装对抗东岸人的统治，几乎将第四师、第六师两部六七千人马牢牢拖在了地方上，始终无法抽调到前线去与清军作战。

不过东岸人也都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特别是东岸的领导人从穿越伊始就在与西班牙人的血与火中成长，他们对于地方上的反抗势力就两个政策：镇压与流放，即情节轻的（一般是被裹挟起来的愚夫愚妇）流放库页岛、虾夷地、大溪地，情节重的（一般是策划、组织者）当场斩杀。所空出来的宅地正好收归国有，然后寻机分配给伤残、退伍士兵，又或者赏赐给主动向东岸靠拢的人，以邀买人心。

就李卡多了解所知，目前东岸人统治最为得力的鄞县，就已经给超过二千七百名士兵免费分了地；同时他们也组织从绍兴府掳来的数万民人在县城周边恢复生产，从去岁开始就疏浚了淤塞已久的水渠、重建了年久失修的坡塘河堤，并种下了越冬小麦，眼看过些时日就能收获了，大顺、东岸两方数万大军征战所需的粮秣，倒是不怎么缺了。

这茬小麦收获后，这些西面来的绍兴人又会紧接着种一茬水稻，水稻田周围也多种着一些芋头、黑豆之类的杂粮，作为口粮的补充。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些绍兴人的干劲，因为东岸人曾经向他们许诺过，只要免费给东岸政府耕作田地五年（期间领工资，成年男丁月薪三元，包吃住，女人小孩老人的工资递减），他们便可以一亩地五元钱的低价赎买他们所耕作了数年的土地，最高限额三十亩。

三十亩还算肥沃的田地，这可是一份足以传给子孙后代的家产，由不得这些民人们不动心。因此，他们的短期积极性算是被调动了起来，同时也和本地的地主士绅们彻底结下了化不开的死仇——因为他们将来赎买的土地，很显然都是东岸人从这些士绅手里抄没来的，而这些士绅往往还有许多族人子弟在清廷为官，清廷又是明确维护地主士绅利益的，因此他们又和清廷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此一来，他们便成了东岸人统治本地最得力的帮手——还有什么比利益一致更可靠的关系吗？

除了给这些绍兴移民和退伍军人分地外，东岸人也在试图分化、瓦解地方上原有的宗族社会体系，他们找了种种由头，将地主们的土地没收，然后分给无地的穷人。这当初还是李卡多给出的建议呢，他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地方乡村的所谓宗族势力并不是铁板一块，富者朱门酒肉臭，贫者竟无立锥之地。

因此，他建议对宗族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即给无地少地的贫户发放土地（仿照之前政策，雇佣他们耕种土地，五年后可廉价赎买），而这土地的来源自然是宗族内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了——他就不信在有东岸大兵撑腰维护的情况下，那些饭都吃不饱、常年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贫户们会不动心！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执着是什么都挡不了的！只要我能有一份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土地，我管你是谁啊？谁要挡我我就跟谁拼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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