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客运站是幢白色的大楼，不高，平日拥挤不堪，现在车马冷落。荧光照着青壁，零星的小贩，滞留的行客，一位头发苍白的老人正一点一点地清扫地上的垃圾。我等了十五分钟，一辆漆黑的奔驰骤然而至，后门打开，走出一位穿风衣的男人。

除了地井盖子不冒烟之外，我怀疑自己走进了《骇客帝国》的某个场景。

我永远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沥川。他是那么出众，那么独特，不属于这个城市，也不属于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大年三十的夜晚，万家灯火，街道上人迹萧条。我们相对无言，紧紧拥抱。他捧着我的脸，在灯光下细看，说：“你的脸怎么是肿的？”

我爸的手特别重。但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他倒是偶尔拿皮带抽过弟弟，抽得他嗷嗷叫。如果我是家长，我觉得打孩子绝对是一种罪恶。可是凡是我认得的人，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家长揍过，我只好说，这是一种文化。

“肿了吗？没觉得痛啊。哦，哦，是这样的。路上有个小子想抢我的包，我打了他一拳，他打我一拳。然后我骑车跑了。”我赶紧用手遮住脸。

“青天白日的，演什么武打片嘛。”沥川哼了一声，他不是个容易受骗的人。所幸他不再纠结这个话题，拉开门，让我上车。

“自行车怎么办？这是我弟的。”虽然自行李看上去和奔驰太不合拍，但我也不能就这么扔了吧。

“我来放。”他将满是泥泞的自行车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钻进后座，递给我手机：“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吧。离家出走，担心你的人一定很多。”

我看了看表，七点刚过，犹豫了一下，拨通了姨妈家的电话。

姨妈大我母亲四岁，她不喜欢小地方，便通过熟人介绍嫁给了我姨父——昆明市机床厂的工人，劳动模范。姨妈年轻的时候，工厂的劳模都是抢手货。嫁给他们除了努力，还需要一些运气。现在国企不景气，劳模也被迫下岗。姨父先养过一阵子狐狸，指望能卖几个钱，没成功。又摆地摊卖皮带和杂志，也没成功。于是干脆提前退休给一家商场当了保安。他尽职尽责，边干边学，节假日跟着一位大哥跑服装，到广州进货，打了一阵下手之后，终于就在那家商场租了一个铺面卖衣服。虽没有发财，但维持一家大小的吃穿没问题。何况两个表姐都大了。大表姐敏敏嫁到上海，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二表姐珠珠高中毕业读了夜大，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作销售小姐。以前我在个旧的时候，每年姨妈都会回来拜年，看望我们一家，还有舅舅、外公、外婆。每年寒暑假我和弟弟也常去姨妈家过周末。爸爸说，姨妈家里挺困难的，房子小，所以不让我们多打扰。每次去，送上诸多礼物，最多只待一天就走。

电话响了一声，就听见姨妈的声音。

“喂，哪位？”

“姨妈，我是小秋。”

“哎！你这妮子！大年三十跟你爸闹什么，你爸都来好几个电话了。”姨妈披头盖脸地训我，我都能感到她乱飞的唾沫。

“我刚到昆明。敏敏姐回来了？”电话里一片喧闹。

“一家人都来了，还带着豆豆呢。珠珠和她男朋友也在这里。你快过来吧，年饭还没开始吃呢。”

姨妈家就是一室一厅，要挤三家人，怎么睡。我说：“姨妈，还记得明明吗？崔明明？”

“怎么不记得，你的死党嘛。”

崔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死党之一。她爸妈离婚后，妈妈嫁给了昆明市的一个商人。明明也就搬到了昆明。她家房子大，继父跑生意总不在家，我以前每次去姨妈家，都会顺便在她家住几天。

“我这几天住她家里，明天上午来给您拜年。”我平平静静地撒了一个谎。姨妈不知道明明家的电话，“爸要问起我，就说我一切都好，初六回北京。”

“去什么明明家，就在姨妈家住！跟珠珠挤一挤就可以了。”

“已经和明明说好了。我明天过来给您拜年。姨妈，我挂了啊！”

姨妈属于这种人，当事时很糊涂，你只要多给她五秒钟去想，她就会变得格外聪明。我知道我再多说一句话，姨妈就会问明明家的电话号码，那时我就穿帮了。

然后，我拨电话找明明。听见老友的声音，明明一阵尖叫。我面授机宜，三言两语，求她帮我圆谎。一切交待完毕，我收线，转过头去看沥川。

“也许你该在你姨妈家吃年饭。”他说，神情有些落漠，“如果你爸打电话过来，至少可以和他缓和一下。”

“沥川，”我轻轻抚摸他的脸，“这是大年三十。爸爸不要我，姨妈不需要我，而你，孤身到异乡，为了我，从厦门飞北京，从北京飞昆明，我最应该陪的那个人，是你！今晚，就算我爸找到这里，把我大卸八块，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的，明白？”

他幽然地笑了，倚身过来吻我的脸和额头。

“唔，你喝酒了？”我嗅到一丝酒气，还有，他一向冰凉的手，是烫的。

“一点点，啤酒。”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

“你在发烧？多少度？”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我正想说话，汽车驶过一个月亮形的小湖，缓缓停在一座华灯四射的大厦面前。招牌上四个大字：翠湖宾馆。

宾馆的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四面放着考究的沙发，沙发背后种着竹子。我一路跟着他上电梯，进了他的房间。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套，挂进衣柜。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是她订的。不过，我也是慕名而来，听说这里的套间设计出自之手。”

“？”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显然，这句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他笑了笑，解释：“城市的摩天大楼像一只只空间巨兽，只有玻璃可以把它们藏起来。”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21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维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我不禁想，每次旅行，他一个人走路都够难的，还要带上这些东西出入机场，是不是格外不方便。

“你的笔记本电脑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可是，要是带走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不带走，用完了就捐给宾馆。”

我哑然：“这个……太浪费了吧？”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句。”他斜倚墙边，看着我。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你爸一骂我，听那架式好像你遇到了麻烦，我第二天就来了。”

“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有半个月了？”

“反正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图要画。住哪里都差不多。”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吃的是些什么菜。

“三十晚上，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嗯？”他从身后圈手过来吻我。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沥川一向不这么酸的啊。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他的脸很烫，呼吸也很烫，手更烫。于是我说，“什么《哈姆雷特》，瞧你胡言乱语的，一定是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看医生，医生有什么看头。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他让我坐在床上，自己拿着毛巾，一缕一缕地替我擦干头发。

我抬手去解他的衣扣：“站了那么久，累不累？坐下来吧。”

他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

“我身上过敏，长了不少大包。你别看了。”他终于说。

我吓了一跳：“过敏？”

我推开他的手，掀开衬衣。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身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包，个个有铜钱那么大。除了上身，手臂和腿上也有。

“这么多啊！看过医生了吗？吃过药了吗？”我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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