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沥川和我分手的那天开始，我一天至少给他发一个Email，从未收过任何回音。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绝望中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我打电话找纪桓，纪桓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帮我问过沥川的公司，得到的回答是，沥川被紧急调回CGP欧洲总部，他手上的设计图将会在欧洲继续完成。所以他仍然是CGP的首席设计师，虽然很大的程度来说只是挂名。CGP需要他的名望招揽业务。

纪桓说，由于沥川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对沥川的所有了解主要来源于CGP网站上的几句简单介绍。和我Google出来的信息相差无几。王沥川，著名青年建筑设计师。出生于瑞士伯尔尼，XX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曾获得过以下奖项：XXXX年瑞士青年设计师大赛一等奖，XX年美国P/A金奖，XX年法国AS-4建筑设计大奖。代表作品：C城体育馆，M省皇家博物馆，各种名目的度假村、商业中心、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

这些金光闪闪的履历不是我熟悉的沥川。我所熟悉的沥川，是那个深夜送我回家、陪我买火车票、因为被我爸骂而长了一身大包的沥川。沥川处处呵护我，没有半点架子。还有，沥川拄着手杖陪我散步，走得远了，会喊累；生病了起不来，夜里会求我替他倒牛奶。有天晚上我写一篇论文，写到一半没思路了，痛苦地喝咖啡，他居然问我，要不要他的“性服务”。我们很浪漫地做爱，然后，我一鼓作气，写到凌晨，论文得到最高分。

那天，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只用了五分钟。我从龙璟回来，感觉已过了千年。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寝室，在门口遇到了修岳。两天后，宿舍里传遍了我与沥川分手的消息。修岳找到我，问我，月亮没了，还要不要那枚六便士。我向他坚决地摇头。

两年内我不闻不问，疯狂地学习、选课。到了大三的期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修完了所有的课。我问辅导员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考研？他向我推荐了冯介良——冯静儿的父亲，英文系最资深的教授，劳伦斯专家。当年若不是学校在他夫人那里苦苦作文章，他早已被北大挖走了。我修过冯教授的“现代英国文学”。他挺喜欢我，给了我一个最高分。我于是去找办公室找他，问他考研的事儿。老头拍拍我的脑袋说：“别考了。英文你很好，政治你肯定不想背。我替你省了这一关吧。”我很快收到通知，由于成绩突出，我被保送研究生云云。

研究生不交学费，不过，一个月的补助费只有两百来块。就算有奖学金，我照样还得打工。爸不再给我寄钱了。因为我弟与他大吵一顿之后，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系。学费比我贵两倍，父亲在经济上越来越捉襟见肘。小冬学习很刻苦，课余和我一样，四处打工，挣学费，挣生活费。我爸一个月寄给他一百块，肯定不够。我节衣缩食，打算每月寄给他三百块，被他退了回来。寒假的时候我去广州看他，小伙子长得又黑又壮，骑着车替花店卖花。我看着心疼，强行留给他两千块钱。可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收到小冬的汇款，两千块，一分不少地寄回来。“姐，我的钱够用，你留着自己花吧。”

我的日子过得很单调。早上五点起床背单词，除了上课、打工就是去图书馆。每个周一，我都下定决心不再给沥川写信。到了周末，我又故态复萌，忍不住去网吧查看信箱。看到那个0字，我又受到刺激，忍不住又写去一封信。头两年，我还在信里问他，你好吗？你在干什么？渐渐地，我的信只写我自己，有时候是学习汇报，比如：“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精读、口语、写作、莎士比亚。上学期那篇劳伦斯的论文我得了最高分。我在课堂上发言，说查泰来夫人怎可以这样虐待克里福。把我的老师气得半死。”有时候是读书报告，比如：“今天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特深奥的书——《莲花经》。我花了一个星期看完，回头想想，一句没看懂。”有时候是饮食或气象记录，比如：“北京今年风尘真大，我买了一条大围巾。”或“还记得我们学校的鸳鸯林吗？现在林子的当中，修了一个水池，旁边开了一家湘菜馆。里面的红烧肉真好吃。”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信，而是在电子信箱里种下一丛春草。“春草恰如离恨，更行更远还生。”

三年中，因为学习的缘故，我很少回家。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去过几天。我和我爸大约冷战了一年，我最终告诉了他我和沥川分手的消息。爸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问我，那你，难不难过？我说，已经过去了。正好借此东风，化悲痛为力量，年年拿奖学金回来。

就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那一年夏季，学校还没有放假，我收到了小冬的一个电话：“姐，回家看看爸吧。爸爸病危。”

爸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送到市医院，学校的同事不知底细，以为小冬学医，就先给他打了电话。其实小冬只是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除了着急，什么也不会。我爸昏倒在教室里，送到医院的当天就发了病危通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靠药物维持生命。学校在开始的几天，还不断地送去支票，渐渐地，他们派人向小冬解释，学校无法承担父亲的医疗费。主治医生说，这种病希望很小，除了心脏移植，基本上没治。

我问小冬，心脏移植的费用会是多少。

“二十万的手术费。手术风险很大。就算成功，每个月大概还要几千元的抗排斥药费。”小冬一愁莫展。

“爸……他还能说话吗？”在这种时候，我连哭是什么都忘记了。

“倒是醒过来一次，”小冬说，“我没告诉他实情。他一直胸闷，心慌，喘不过气，多半猜到自己情况不好，说想见你。”

“小冬，你马上去调查谁是云南最好的心脏手术专家，我去弄钱，替爸做心脏移植。”我放下电话，打车直奔龙璟花园，沥川的公寓。

我的手上，还有那个公寓的钥匙。打开房门，一切依旧，一尘不染。公寓的管理费十分昂贵，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所有的陈设，还是沥川离开时候的样子。我的心堵得满满的，来不及悲伤，也来不及回忆。

我在茶几上找到了那个信封，用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好。陈东村律师事务所。”

“我找陈东村律师。”

“我就是。”

“您好。我姓谢，谢小秋。”

“哦，谢小姐。好久没联系，”他居然还记得我，“找我有事？”

“我需要钱。”我说得直截了当。

“能否请您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钱的事情，电话里谈不方便。”

“请问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您知道龙璟花园吧？我们的事务所在二层，204号。”

我松了一口气，真是方便，居然就在楼下。我下楼，找到那间房，一位中年男士迎了出来，将我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他显然在业界资历颇深，龙璟花园地段优良，租金昂贵，在这里办公是不小的花费。

“谢小姐，我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以便确认您的身份。”他是北京人，好像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和学生证。他点点头，到隔壁保险柜去拿出来一个木盒子。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本支票本，问：“谢小姐需要多少钱？”

“你能开多少？”我心里没底。

“随您说。”他看了我一眼，“或者，您把支票本拿去，自己留着慢慢开也可以。”

“二十五万。”二十万的手术费，五万的药费。

他在支票上写上钱数，让我签个名，复印存档，然后将原件交给我。我看了看，沥川已经在上面事先签好了名。

我把支票放进钱包。陈东村又问：“那两处房产的过户手续，谢小姐不想一并也办了吗？”

我说：“我不要房产。就是这二十五万，也是我向他借的。以后一定设法归还。”说着，我写了一张借据，强行塞到他的手中。

陈东村笑了笑，接过，放入盒中：“谢小姐，任何时候，如果您还需要钱，请来电话。”

果然是沙场老手，不温不热，不推不托，说话知道分寸。

我爸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昆明做的。他的病情太重，已不能乘飞机去别的城市更好的医院。那天，好几位专家在他的身边工作了四个多小时。手术相当成功。可是，紧接着，爸的身体便有了严重的排斥反应。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竭尽所能地照料父亲。他挣扎着活了二十五天，还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手术风险之大，我们早已知道。但直至办完了丧事，我们还不敢相信，爸竟这么快就走了。

那年暑假，万木丛生，骄阳似火。突然间，这世界就剩下了我和小冬。

“姐，我们现在，是不是算孤儿了？”小冬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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