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é开车送我回沥川的宾馆,在路上我随便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在浴室里匆忙地洗浴了一番之后。又被René送回了医院的家属休息室。
我和衣而卧,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睁开眼,发现René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床边。
他的眼光是湛蓝的。
奇怪,这人怎么擅离职守?不去守着沥川,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René?”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他说,“不代表我自己,代表Alex。”
我坐直起来,找了把梳子梳头。
“Alex希望你立即离开北京,由我来送你去机场。”
这话的口气好像是警方人员要把间谍递解出境,我心一烦,手用力一拽,拽断一小把头发,语气强硬了,“你打算怎么送我去机场?绑架?”
“安妮,Alex的意志不是轻意可以改变的。如果他能改变,你们俩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罪。”
“我的意志也是不可以轻意改变的。”
“他不愿见你,也没力气争论。我想,”他的目光不知何时,变得很莫测,“在这种时候,你还是不要和他争辩了。你的公寓在哪里?行李早已准备好了吧?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我给买机票。还有——”
“你别劝我了。沥川现在这样子,随时都可能挂掉。你想让我这时走?不可能。”我尽量保持镇定,“活着,我要等到他康复;死了,我也要跟尸体告别。”
René一脸的无可奈何:“你知道,病人有权力不让你探视。”
“我也有权力在门外等着。”
说罢,我拿着洗漱用品去了洗手间。洗脸、梳头、化妆、更衣。然后,我去餐厅吃了一顿饭,香辣鸡块加红烧牛肉。吃完了我端着一大杯浓咖啡,拿了一本杂志,盘腿坐在407门外的地板上。
René看见我,恨不得拔自己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静坐示威?”
“练瑜珈。你不让啊?”
他深深地叹气,将我从地上拉起来:“进去吧,他要见你。”
推开门,我看见小穆正用轮椅将沥川从洗手间里移出来,送回床上。护士进来换了一袋药水,检查点滴的情况。
不知是错觉还是窗外的阳光太明媚,沥川的气色比在ICU时好了很多。只是衣服空荡荡地,七天粒米未进,瘦得有些刺目。他的胸口半敞着,一个纽扣型的针管直接插在锁骨下方一个微微鼓出的、硬币大小的肿块上。在ICU时René告诉我,这个就是“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是手术植入皮下的一个输液装置,以前用于化疗。现在沥川有凝血功能障碍,需要长期输血,传统软针穿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靠这个来输液。其实在瑞士时我就发现了这个肿块,因为当时沥川不那么瘦,所以不那么明显。而且,沥川很容易过敏,我还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大包,不敢多碰。问过他,他遮掩过去了。
我想起刚才吃的红烧肉,也许沥川能喝点粥,便问护士:“他能吃东西吗?”
护士摇头,用一种专业的语气说:“病人吞咽有困难,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靠营养液维持。你没看见他还插着胃管鼻饲吗?”
看得出沥川想和我单独说话,他的眼光闪了闪,默默地等待护士离开。偏偏那个护士不肯走,把他身上的管子、针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又给他量耳温、量血压。她问他冷不冷,不顾沥川摇头,给他换了一条刚刚烘暖的毯子,又细心地替他掖好。
没办法,沥川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不放电也有电。
我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着护士照料完毕,做了记录,终于离去。
“Hi,”一直垂眸若睡的他,忽然抬起头来凝视我,“昨天睡得好吗?”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些生疏。这种时候,沥川绝对不愿意看见我。
“挺好,睡了十六个小时。刚才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红烧牛肉。”我还为刚才的事生气,脸上不知为什么,竟挤出了一个笑容。
眸中掠过一丝怀疑,他反问:“你不是吃素吗?”
“改了。吃太多素,人会……会没力气。”没油没盐的句子,我居然都说得嗓音发颤,好像当庭作证似地。生怕说错一个字他听了生气,会昏厥过去。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腿上。
“腿好些了吗?”他黯然地说,“为什么……”
他突然垂下头,没说下去。
“已经好了,只是肌肉还需要锻炼一段时间。别盯着这拐杖,我是觉得很酷才用的,其实没它我也能走。”
“别骗我了,”他说,“就你骨折过啊。”
我愣了愣,既而释然。沥川的心态和我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看见自己受罪。
“难受吗?”他又问。
“什么难受?”
“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里。”他喃喃地道,“像我这样,一袋又一袋地吊着点滴。我以为,这回你总该恨我了吧。”
“不难受,也不恨。呵呵,我天天看《雍正王朝》来着。还复习了全套的金庸。对了,那电视剧挺好看的,我买了全套的碟子,等你出院了我陪你再看一遍,好不好?”我想让语气显得快活点,说出来,又嫌夸张了。
“出院?”他哼了一声,嘴角漾出一丝苦笑,“这些年,我住院的时间比出院的时间还长。我爷爷居然对我说,在家养病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这话有点逗,我想笑又不敢笑,终究还是笑了。
“这么说,那个博士,对你还不错。”
“是啊,对我挺好的。”我半开玩笑,其实说的也是实话。
他的腮帮子动了动,手用力拧着床单,仿佛咬牙切齿:“不会骑摩托就别骑,我真想揍他!”
我苦笑了一声,心里说,你不来看我,我也想揍你!
“过来,小秋,”他轻轻伸出手,“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们的距离很近,我却走了好几步。到了床边,他握住我的手,将它放到自己的怀里。
微微的心跳闪电般传入我的指尖。他的额头淡然无光,几缕被冷汗浸湿的头发搭下来,雪白的枕头脸孔深陷,气息微弱地拂着,那样稀薄、那样无力、带着几分消毒水的味道。
“离开这里,好吗?”沥川很少求我,这种纯粹乞求的语气,从来没用过。
“不好。”我的回答坚决又果断。
他当然预料到了,无奈地看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René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病情,对吗?”
我点点头。
“他说的,其实只是阳光的那一面。”
“什么?”我傻眼了。
——骨癌、MDS、截肢、肺叶切除、化疗……这还叫阳光啊?
“他没有告诉你,我的癌症复发的可能性很大。我是混血的亚洲人种,骨髓配型也非常难找。现在我的抵抗力几乎全线崩溃,已经支撑不了多久。……别瞪我,跟我没关系。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按时吃药、定期输血、注意营养、医生说什么我听什么。可是,情况仍然在恶化。你千万不要对我的未来抱太多乐观的想法。”
沥川的语气非常漠然,好像他自己是医生,在说别人的病情。我暗暗地想,这么多年病下来,一波又一波的治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承受这一切,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意志啊。而我和他的那一点点短暂的欢乐,又该是多么地珍贵。沥川那么地需要爱和支持,却又那么坚决地拒绝我,他的固执,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忍不住嚷嚷:“小心?你这叫小心啊?你跳垃圾箱割破手、冒雨和我吵架、去酒吧喝酒、吐得要死还要逞强——这一切都说明,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
“小秋,”大约说多了话,他疲惫地咳嗽了一声,眸光转暗,“如果癌症转移,继续转移到肺,我已经切除了大半个肺,没有什么退路了。MDS继续恶化,是急性白血病,死亡率很高。等待骨髓配型,遥遥无期。就是配上了,也不是一了百了,还会有层出不穷的并发症。你还想听更多吗?”
“继续说——”
他低头沉默半晌,定定地看着我:“治疗期间,我们不能要孩子,也许永远也不能有。经过多次化疗……我可能……可能会令你生出外星人。”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一定是沥川最大的心结。我一直和沥川说我喜欢孩子,喜欢很多孩子,发誓要给他们足够的母爱。
“不要就不要,咱们可以领养。我还省事儿呢,我特怕疼!”我再笨也知道保住了分母才有分子。没有沥川,我什么都没了,还谈什么孩子。
“怎么?”他张口结舌了,“听了这么多,你一点也不害怕?”
“不害怕。”
“我答应你,小秋,如果你……”说得太急,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气。过了十秒钟,方能继续,“如果你现在离开北京,我一定努力地活下去。”
“不,我不离开北京。我喜欢北京。”
“那好,你留在北京,我去别的城市。”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别想甩掉我。”
他苦恼地看着我,脸是灰色的,头大如斗的样子。
“小秋,”他抚摸着我的脸,蒙住我的眼睛,用催眠术般动听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你只有二十四岁啊。二十四岁的女孩子,如花似玉,多少男人愿意珍宝般地把你捧在手心里。你不必跟着我这半死的人去混日子。除了痛苦、担心和恐惧,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你应当有个幸福完整的人生、一份长久的爱、嫁一个可以呵护你一辈子的男人。或者至少你受欺负了,他可以为你去打架……”
“沥川,”我瞪着他,“既然知道‘如花似玉’这个词,你少耽误我点,好不好?再说,我本来已是要走的,是你自己给我打的电话。所以,是你求我留下的。”
“我?”他眉头拧成一团,“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辞职的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没给你打过电话。”他肯定地摇头。
“你打了。”
“我没打,”他说,“绝对没打。”
我给他看来电显示:“这是不是你的号码?”
他看看我,又看看手机,愣了愣,说:“我真的没打。当时觉得有点不舒服,想给René打电话。刚按下键就觉得反胃,于是挂掉手机去了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我不大舒服,趴在桌上睡着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张大嘴,额头亮晶晶地,被打击了:“这么说,你是按错了键?”
他的眼睛像两只冰雹子:“恐怕是的。”
“我问你,René是R,我是X,中间差多少个字母?”
“在我的手机里你是Q,秋。”
找到他的手机,打开通讯簿,果然,我的名字是Qiu,正好排在René的前面。两个号码挨在一起。
我气馁了:“沥川同学,你就不能浪漫点?就算不浪漫,你也得给我一个浪漫的回忆不是吗?”
“我觉得,得实事求是。”
他疲惫地应付着我们的谈话,疲惫地呼吸着。握着我的手的那只手,渐渐变得没有任何力道,最后,像块石子似地坠在我手中。
“歇一会儿吧,”我托着他的腰,给他垫了一个枕头,“等你好些了咱们再讨论吧。”
他闭上眼,静静地喘息了十分钟,忽然说:“这样吧。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 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哦!沥川!
我的脸绯红了,拼命地点头:“我答应你!”
他的头微微侧过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说话,算话?”
“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马上move on,两年之内就把自己嫁掉,决不当寡妇!”
他默默地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安慰,又藏着一丝不易捕捉的忧伤:
“小秋,我累了,想休息了。”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不亮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由着我和小穆照顾。在床上躺了十来天,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去散步,晒晒太阳。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不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终究敌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钟,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堪和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飘渺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我心里明白,沥川一直拒绝我,因为他宁死也绝不愿意我看到这一切。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找理由去餐厅喝咖啡,让小穆独自护理他。
到了周四,沥川忽然问我:“那个《雍正王朝》真的好看吗?”
除了躺着就是躺着,沥川这十天无一事可干,可能,就是太无聊了吧。
我灵机一动,说:“想看吗?碟片就在我公寓里。在电脑里就能放呀!我这就去取!咱们一起看,不懂的地方我来翻译!”
他用力地点头:“想看。”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去了我的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René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房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我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电脑,打出租去另一条街上的电子商厦去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
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护士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
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马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去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
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
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都青了。
我们冲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一个人说:“门房进出有记录,快去门房查一下。”
我们以第一速度冲到了住院部的门房。
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
“外出十五分钟购物。病人,王力川。护工,穆小柱。”——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手迹。
女护士跺跺脚,说:“购物?这两人究竟想买什么啊!”
我打René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小秋?”
“René,沥川在你这儿吗?”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沥川不见了!”
“什么?不可能!他现在根本不能走路!”
“小穆也跟着失踪了。”我带着哭腔简要地说了大致的情况。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
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少华。
“医院里找遍了,没人。”我说,“护士组派人去附近的商场也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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