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利益之争

虽然没人否认，伊朗的首要国家利益就是与共和国结盟，但是落到具体问题上，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赶走哈什之后，内贾德为了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政策。

2043年7月初，内贾德做了一件非常过火的事情：单方面终止在2024年6月份与共和国签署的《中伊货币互换协议》，放弃了里亚尔紧盯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可以说，如果不是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以及伊朗之前是共和国的准盟国，仅此一项举措，就足以让共和国当局做出兵戎相见的决定了。

《中伊货币互换协议》属于《货币互换协议》的一部分。早在2020年之前，也就是共和国全力推广人民币、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以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的时候，就有一些拥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学家提出，共和国当局在大力推广人民币的时候，应该与主要贸易往来国签署货币协议，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结算体系，从根本上确保共和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当时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时代，所以该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重视。随着王元庆在2022年回到中央，并且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022年底，共和国就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等多个周边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受大萧条影响，《货币互换协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份为贸易服务的金融协议，在协议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其他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保持规定汇率。虽然仅从金融角度看，这一协议极大的损害了共和国的利益，因为这让那些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可以向共和国倾销商品，但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而且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就能发现，这是一份对共和国与其他缔约国都有好处的协议。

对其他缔约国来说，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利用固定汇率增大对共和国的出口，依靠出口来消耗国内剩余物资，盘活国内消费品市场，度过大萧条时期。对共和国来说，好处不那么明显，却更加实在。

把目光放长远一点的话，该协议至少有五个好处。一是从根本上确定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挑战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二是为建立以共和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了帮助，并且简化了贸易结算的复杂程度。三是为共和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活力，帮助共和国向境外转移低端产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四是在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国际同盟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融手段成为了同盟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五是在大萧条后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让共和国拥有了最大的发言权，从而为重建国际贸易规则打下了基础。

即便把目光放近一点，该协议也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为大萧条期间由共和国主导的多场对外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本身并不可靠，因为共和国与当年的美国一样，也是以举债消费的方式，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人民币换取物资，然后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抵消欠债，但是这为共和国解决战争经费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共和国度过大萧条时期提供了帮助。

根据没有得到证实的传闻，共和国在印度战争的开支中，大约有15万亿元是以金融手段掠夺其他国家获取的。甚至有人认为，大萧条的余波持续到2037年才完全过去，与共和国在印度战争后的掠夺性金融与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比如在2035年到2037年间，人民币对外贬值幅度高达32%，直接导致其他国家持有的外汇缩水近10万亿元。又比如到2037年的时候，共和国国债高达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4%，仅在前2年间，其他国家争持的共和国国债就接近5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刚好是15万亿元。当这些债务需要由所有与共和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承担的时候，国际贸易自然会受到影响，大萧条的影响也就不会迅速散去。

不管怎么说，《货币互换协议》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对外协议之一。

到2035年，所有与共和国结盟、或者希望与共和国结盟的国家，都得像签署《友好互助条约》那样，与共和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更重要的是，《货币互换协议》也是双边协议，而不是集团性协议，所以该协议也被人称为是金融领域的《友好互助条约》。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该协议从根本上确定了共和国在同盟集团内部的贸易与金融霸权，为巩固以共和国为中心的军事、政治、经济、贸易同盟打下了基础。

作为最早与共和国签署该协议的国家之一，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

《中伊货币互换协议》的有效期只有20年，也技术在2044年6月底到期。只是按照双方相关协议，在协议到期前1年，如果双方均没有提出终止或者修改要求，协议就将自动延长5年。因为在2043年6月底之前，伊朗当局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该协议的有效期已经自动延长到了2049年6月30日。也就是说，内贾德在2044年7月初宣布单方面终止该协议，是一种违约行为。

毫无疑问，内贾德的这一举措，让共和国当局非常意外，甚至措不及防。

果可想而知，数日之内，里亚尔对人民币的汇率由之前的7.4左右狂跌到10.2，并且很有可能跌穿20。因为伊朗是共和国的净贸易出口国，所以里亚尔飞速贬值，让伊朗商品在共和国市场上获得了额外的，也是不正当的竞争力。虽然里亚尔贬值对共和国企业的影响不是很大，伊朗出口到共和国的主要是天然气、石油化工产品、手工纺织品、食品调料、天然着色剂等共和国企业不生产或者不出产的产品，但是对共和国的其他贸易伙伴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灾难。拿天然气来说，伊拉克就因为第纳尔必须盯紧人民币、而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可以任意编制而损失了数十亿元的贸易收入。正是如此，在伊朗总统宣布终止《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不到24小时，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缅甸、老挝、越南、朝鲜、印度等数十个与共和国签署了该协议的国家就发出了抗议，甚至有几个国家宣称，如果共和国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采取同样的行动，或者暂时终止履行该协议。

虽然《货币互换协议》是一个模式下的双边协议，但是每份双边协议都是以共和国为核心，所以数十份双边协议构成了一个以共和国为核心的贸易金融体系，该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破坏了游戏规则，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毫无疑问，内贾德在玩火。

设想一下，如果因为伊朗退出了该协议，导致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贸易结算体系土崩瓦解，以共和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分崩离析，就算掌握大权的是顾卫民，共和国也会用最直接的手段打垮伊朗。

正是如此，前面才说道，共和国完全有可能据此推翻伊朗政权。

问题是，执政的是顾卫民，不是王元庆。

在决定采取实质性行动之前，顾卫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亲自跟内贾德通了热线电话，并且在电话中暗示了共和国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

毋庸置疑，内贾德肯定听出了这个赤裸裸的威胁。

也正是如此，就在其宣布单方面终止《中伊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不到48小时，内贾德就再次宣布，将就该协议的一些具体条款与共和国进行磋商谈判，在谈判取得成果之前，伊朗当局将继续履行该协议规定的职责与义务。也就是说，伊朗并不会立即终止该协议，只是希望修改一些条款内容。

虽然算不上完美，但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问题是，这次风波已经无可挽回的改变了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

要知道，顾卫民不是王元庆那样的铁腕领导人。虽然在处理该事件的时候，顾卫民也体现出了强硬的一面，但是并没因此获得国内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希望共和国在伊朗有所作为的利益集团的认同。

正是如此，仅仅1个月之后就爆发了“管道危机”。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修建贯穿伊朗，从伊拉克的巴士拉港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油气综合输送管道的问题，因为在油气国境费上没有谈拢，结果伊朗当局借国民议会否决了修建管道的协议，使该项目胎死腹中，让共和国的几家大企业至少损失了数百亿元，并且让共和国当局不得不花大力气拉拢科威特，投入巨资在科威特修建一座专门用来为运送石油与天然气的船只提供服务的专业港口。

客观的讲，伊朗当局这么做并没错。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一样，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国民的实际购买力已于美国持平，成为了世界上消费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所以共和国民众的消费观念悄然转变。有人说，共和国公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以节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所以再怎么变，也接受不了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能说并不了解共和国公民，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要知道，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个鼎盛时期，比如汉初、唐初、明初，乃至一些算不上鼎盛的时期，比如南北宋、满清前期等等时候，中华民族并不把节俭当成美德。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炎黄子孙的奢侈生活不但让当时还处于蛮荒时期的日本人瞠目结舌，还让旅唐的西方人叹为观止，甚至连当时的西方贵族也以能够过上唐朝人的生活而感到荣幸。

可以说，只要有客观条件，共和国公民就懂得享受。

正是如此，共和国在2020年之前就成为了第一大资源消费国，到2038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人均资源消费国。2040年，全球大约60%的资源输入共和国。虽然其中一部分转变成高科技产品流入国际贸易市场，但是按照一家共和国新闻媒体的估计，共和国公民至少消耗掉了全球40%的资源，人口为共和国1半的美国消耗了大约19%的资源，人口与共和国相差不大的欧盟消耗了大约24%的资源，剩余的17%的资源则要用来供养占全球人口总数71%的另外53亿人。由此可见，共和国公民的消费能力有多么惊人。虽然在消耗的资源中，以电能为主，而在2035年之前，共和国的电能就百分之百的由可控聚变核电站提供，但是共和国公民对其他资源的消耗依然非常惊人，比如全球天然气中的80%就输入了共和国，而其中的70%都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被共和国公民当成做饭的燃料给用掉了。

在这笔巨大的消费中，伊朗作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储备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与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自然是共和国的主要供应国。问题是，伊拉克是共和国的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如果油气综合管道建好，就算伊朗能够通过收取国境费赚上一笔，也等于是拣起芝麻丢了西瓜，给自己搞了一个竞争对手出来。

换个角度看，这件事也可大可小。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通过管道输送油气的效率更高，费用更低，但是算上修建管道的费用、资源国境费、管道通过多个国家产生的外交纠纷，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等，管道输送油气资源的效费比不见得比海运高多少。特别是在新一代超级货轮问世之后，加上造船业对经济产生的拉动效应等等，海运的效率不会低到哪里去，费用也不见得会比管道输送高多少。

如果在以往，也许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问题是，刚刚经历了“货币风波”，就算共和国当局不想为难伊朗，共和国的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教训伊朗的机会。

“管道危机”爆发后的1个月之内，包括三坚集团在内的数十家共和国跨国企业先后宣布取消或者暂停在伊朗的投资项目，并且高调宣称，将考虑在拥有相似基础条件的周边国家扩大投资规模。

很明显，所谓的“周边国家”实际上就是伊拉克。

与伊朗相比，伊拉克缺的不是资源，而是投资。可以说，伊拉克要想依靠丰富的资源成为发达国家，缺的就是投资。

前面已经提到，在战争费用与库尔德人问题上，伊朗一直不肯合作。

受这些因素影响，共和国的跨国企业高调宣布转战伊拉克，等于是在向共和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勒紧伊朗脖子上的绳索，不要轻易放过伊朗。

这一点，从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在随后通过的几项与贸易有关的法案就能看得出来。

别的不说，在2043年底通过的一部与转口贸易有关的法案就明确规定，只有共和国企业参股33%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享受到由共和国政府提供的贸易优惠政策，而在这个比例之下的企业都得按照相关法律支付全额关税。要知道，伊朗当局对合资企业中，境外企业持股的最高限制额度为32%。仅仅1个百分点的差距，就能让伊朗的石油开采、冶炼与化工企业每年损失数百亿元，让大约15万伊朗工人失业。这些极具针对性的法案几乎都是由共和国的跨国企业控制的代表一手炮制的，而且均以照顾企业利益为根本目的。

对于共和国的贸易政策，伊朗当局只能被动应对。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

2044年3月，裴承毅出访6个阿拉伯国家，单单错过了伊朗，算得上是共和国在外交上采取的实质性行动。

要知道，就在2年多前，裴承毅还以联合司令官的身份访问了德黑兰。

作为共和国的新任国防部长，而且很有可能是最有分量的国防部长，裴承毅到中东与北非转了一圈，就是没有去伊朗，不但是外交上的行动，还向伊朗当局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伊朗要想加入集约集团的话，还得多多努力。

对伊朗当局来说，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入约，而是如何改变现状。

前面就提到，伊朗的首要利益就是与共和国结成同盟关系。

照2044年初的趋势发展下去，就算共和国当局不会公开与伊朗翻脸，在共和国民间力量与部分国家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两国关系也会倒退几十年，甚至成为敌对国家。果真如此的话，受害的就不仅仅是伊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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