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政殿里，赵祯满面春风，吩咐小黄门上了热茶，给几位宰执大臣赐座。

万万没想到，一直对徐平有偏见的首相吕夷简今天会改变态度，不但同意想办法给河南府兑付飞票，而且主动要求扩大新政的试行范围。今日早朝，已经初步定下来，下年试行京西路新政的地区扩大到京东路和两淮，以及开封府。

赵祯自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但帝王所学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侧重于经术和各种先圣古典，以及古今史事，具体的治世之学就远比不上臣僚了。给赵祯讲学的，从孙奭到冯元都是皓首穷经的人物，加上最近为天章阁侍讲的贾昌朝，明显偏向《易》、《春秋》和《尚书》等经籍。赵祯是个好学生，不但学得用心，平时也注意自己的行为，学以致用。徐平回京的时候，他曾经到过新建成的永宁侯府，被讽劝不视疾而入大臣宅为谑，这两年没事他就连皇宫的门都不出了。当然，对他来说皇宫里也很好玩而且不用听臣僚闲言也就是了。

所以就是拿到了正本的《富国安民策》，赵祯对一些细微的地方也参详不透，身边又无人可问。真正要按书里说的施政，他还要靠身边的大臣，所以吕夷简态度的转变让他特别地欣喜。话说回来，什么都能自己干了，他还用得着看大臣的脸色。

喝过了热茶，赵祯道：“今日众卿入内殿，主议京西路去年新政。自徐平到京西路为漕使，钱粮广收，数目颇大，仅洛阳一郡，未兑飞票便就有数千万贯之多。三司手中没有这么多现钱，一直拖着未兑，朝中内外议论纷纷，不知众卿有何话说？”

吕夷简捧笏：“陛下，去年京西路所行新政，颇有成效，微臣一直留意。河南府的飞票数目确实过于多了，不是三司不兑，而是实在无能力兑，也怪不得他们。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无论如何也是兑不了的，当别想办法。”

一边坐着的蔡齐道：“去年王相公提出，可以稳定绢价，让三司铺子以货物做本，发行购物券，用购物券兑飞票。现在绢价已经稳了，不知为何三司也没有这样做的想法。”

陈执中忙道：“回大参，这样的想法三司还是有的。只是三司铺子每月所入的银钱，都有用处，如果用购物券兑了河南府的飞票，则相当于透支了三司铺子的数年收入，三司这里就出好大的窟窿，国用无法支持，所以一直拖着不敢这样做。”

宋绶淡淡地道：“王相公的办法，在国用充足的时候倒也可行，只是现在国用艰难，三司就是想做，也无法去做就是了。”

王曾默默不说话，只是听别人说。现在殿里的人中，只有赵祯、吕夷简和王曾看过了完本的《富国安民策》，其他人当然不是一点没听说，只是得到的消息都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像这种大部头，不成系统就根本无法插嘴。派石全彬到洛阳查看皇宫，王曾和吕夷简都认定赵祯已经得到了书，甚至咨询了徐平的意见，其实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吕夷简和王曾之间，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看过书，看的书到底全不全，缺了哪些的。

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早朝王曾提议用新政解决京西路的问题，吕夷简同意，赵祯赞同，其他官员沉默。两位宰相达成一致并不能保证朝里没有反对意见，不买他们两人账的人还是有的，可对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能有什么话说？

吕夷简改变态度并没有让王曾觉得意外，自己都有晏殊送书来，工于心计的吕夷简肯定也有自己的渠道。他现在的要看是吕夷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地能自己一致吗？

赵祯见其他人不说话，只好道：“王相公的办法虽有不足，但也不是无法可想。京西路的飞票说到底只是钱而已，货物他们已经卖到其他路去了，三司和地方州县早晚能够收上税来，只是时间必定要晚一些。先把三司铺子的钱用了也不是不行，你们说是也不是？”

吕夷简捧笏：“陛下所言甚是！提前用三司铺子的钱是可以的，但真接用购物券抵账的风险太大，一出意外，三司就无法补救。真要抵账，还要别想办法。”

“吕相公如此说，想来是已经有腹案了，必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蔡齐忍不住，不由狠狠瞪了一眼说话的宋绶。在这么多人面前唱双簧，当大家看不出来吗？这一唱一和的，不就是贬低王曾，抬高吕夷简的身价吗，都是当朝大臣，却耍这种小把戏，真是让人不齿。看王曾低眉敛目，并不说话，蔡齐只好忍了。

吕夷简笑着看了看众人，才道：“我看京西路去年新政，实际有个法子是能够解当前困境的，那便是钱庄。目今京西路的钱庄，只是把钱存进去，开存据出来，真正存钱的人要用钱的时候，还是要到钱庄去交割。如果把存据当作三司铺子的购物券，便就可以与西川交了一般当钱来用了。如果在京师开钱庄，再加上京东与两淮，这个数目，就足足可以补上河南府的飞票而有余了。如此一来，三司不但没有亏空，手里的钱反而又多了些。”

听到这里，王曾就知道吕夷简必然是也得到书了，因为这正是《富国安民策》里讲到钱法时的内容。把钱庄开成银行，利用存贷息差谋利，然后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同时进行大宗货币往来的结算，徐平讲得很清楚。这里面的关键，是利用公司制度控制贷款的风险，同时利用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并减小结算成本。风险控制到最小，同时把资金流动的成本压到最低，才可以保证银行的利润。金融可不是天然能够赚钱的，不这样做的话，银行为了保证利润，向商品经济的运作链条转嫁出来的成本过高就失去作用了。

制度是这么个制度，但对制度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最少王曾听了吕夷简说的话，就觉得他的认识与自己不同。徐平在《富国安民策》里一直强调的原则，是一切制度与措施都是为了商品经济的链条正常运转服务的，只要这根链条正常，财富便就会不断地增加，整个社会都会平稳发展。这就是王曾在书里划出来的那一句：“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义与利的统一，是王曾认为的关键。但是吕夷简的话，恰恰是把这最重要的原则给绕了过去，让王曾心生不快。关于银行制度徐平书里说得明白，最大的作用是给商品经济的运作提供便利且源源不断的资金，而不是为了让国用充足。国家所需的资金，应该是从其他方面收上来，不能靠印钱印出来，这是基本的原则。

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收上钱来，才说明经济运转正常，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银行里印出来的钱，必须以经济的需要为准，不管是多了还是少了，都是有害的。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本，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那就有害无益。

吕夷简所说的，一开口就是印了购物券，不但是兑了京西路的飞票，还让三司的手里凭空多了一笔资金，可以补充国用的不足。这样的认识，是跟《富国安民策》截然相反的。

强自忍住心中的疑惑，王曾对吕夷简道：“我有一事不明，求教坦夫。这多印出来的不管是称钱也好，交子也好，关引也好，券也好，除了充抵京西路飞票剩下来的，又怎么花出去呢？须知这钱不是凭空来的，是百姓存在钱庄的铜钱的凭据，用掉多少就会产生多少的亏空，这个亏空必然要由钱庄补上去的。”

吕夷简道：“孝先问得极，这钱确实是亏空。但是其一，旧钱花了新钱会源源不断地存进来，只要存进来的比花掉的多，亏空便就不是亏空。再一个，钱庄手里有这么多钱，便就是本钱，本钱是可以生利息的。只要生的利息比花出去的钱多，也就没有亏空。”

王曾道：“依京西路的新政，钱庄的钱只借给他们所设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账目都有专门的人打理，借给他们到时不还钱的风险极低。这件事京西路能够做起来，是有棉布带着让无数人可以开公司生利，其他地方，急切间可没有此等事。没有这么多生利的公司，钱庄的钱便就无处可贷，便也就无法生息。至于存的钱比花的钱多，开始的时候，民间的存钱必然不少，确实可以做到，等到钱庄的钱收得多了，民间再无闲钱，也就无所谓存的比花的多了。有这两点疑虑，还请坦夫三思。”

这些制度的关键，是要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吕夷简认为不重要，王曾认为很重要，公利不能回馈到私利里去，这链条就无法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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