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怎么办？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要不得。历史的进程要向前看，发展到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经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了。包括官制在内，重行唐制都是削足适履，没有可行性。

殿试黜落则伤圣恩，滥取则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徐平已经定了，让殿试落榜的进士可以选择入御前忠佐司的将校营参军，留了一条路，已经够了。历史上富弼为相，最终还是借欧阳修，把省试的名额压了下去，形成了殿试不再黜落的制度，从实际上废除了殿试。这是这些人对恢复唐制的泥古表现，包括官制改革，恢复三省，都是如此。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历史上元丰改制，官制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后悔。看起来改完的制度整整齐齐，实际上跟政治现实不适应，处处都别扭，最终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现实需要制度的灵活性。以为经常变更是制度不完备，非要形成百世不变的制度和官僚体系，是死读书，忽视现实需要的表现。

三月二十二，乙丑日，殿试放榜。

御试官上本届进士名次，本以王安石为第一，因为赵祯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决定改为第二。结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韩绛，都因恩荫而有了官身。制度不允许有官之人为状元，只好把王安石改为第四，原第四人杨寘为状元。

杨寘继王曾之后，再次连中三元及第，也无话好说。宰执学士都贺得人，站在前边的徐平只有苦笑，看着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许王安石需要这样的挫折，徐平最终选择了沉默，看着王安石的状元飞了。

依旧例，由次相到琼林苑押宴。

回到政事堂，晏殊对徐平道：“相公，杨察是我的女婿，本届状元杨寘是其弟，我去琼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换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圣上去，哪有回避之理？相公但去无妨。”

杨察是景祐元年的榜眼，本届状元杨寘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杨寘论起来是姻亲，不过押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回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苏颂同样是本届进士，要回避那只有章得象去了，让第三相去又显得不隆重。

苏颂因为父亲苏绅在考官之列，参加的是别头试，最终中乙科。徐平不以为意，只要中了进士，未来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说自己这个丈人，前世能记住这外名字，就说明苏颂未来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观其才学，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

张载、刘敞这些人，因为曾经跟在徐平身边，参加按徐平思想进行的进士试，全都高中。刘敞中甲科，张载中乙科。

看着晏殊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杨寘此人，文学高选，事亲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随口道：“景祐元年状元张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样也是事亲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过世，唐卿哀过于伤，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伤，甚是难为。”

张唐卿状元及第，通判陕州。治下有个叫吴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吴忠盗了母亲尸骨，与父合葬，事发被捕。张唐卿以其虽然罪当受刑，而出于孝心，令其到母亲改嫁的那一家负荆请罪，结了这一案子。不久之后，张唐卿父亲身亡，他悲伤过度，最终吐血而亡，二十八岁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发，没想到一语成谶。数月之后，杨寘未及赴任，母亲身亡，他最终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两个状元皆因为一个孝字，过早离世。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再好的事情，也会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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