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修改《神雕》之后，曾加写了三篇附录，第一篇讨论易经与道家、儒家、阴阳家的阴阳八卦之说。这时又细读了苏州大学束景南教授（现在浙江大学）赠给我的大着《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很受教益，其中讨论到很多道教关于内丹修炼的问题，我因一窍不通，在所写那篇附录的文字中没有涉及。只深深觉得，天下学问深奥奇妙者极多，对于自己不懂的部分，如没有决心尽力去学习钻研，最好坦认不懂，不要去碰。

另外两篇，一篇关于忽必烈的性格和行为，另一篇叙述襄阳的攻守，可以作为年轻读者们阅读《神雕》的背景资料。但因客居香港，手边关于元史的参考材料不多，更缺原始资料，又没有师友可以请教蒙古文中的疑难，对历史上的结论自己信心不足，所以这两篇附录没有附入本书。

朱光潜先生谈美学中的“距离说”，我一向很是尊崇。年轻之时，一读之下便即信服，后来多读了一些中外的美学与哲学书，仍觉朱先生的说法简明易解，很能说明问题。朱先生主要说，以审美眼光欣赏艺术品，要撇开功利性的、知识性的观点，纯以审美性的眼光去看，譬如说，欣赏一幅“游鱼图”，要看图中游鱼姿态之美、运动之美，构图、色彩和线条之美，全心投入，以致心旷神怡。功利观点则要想这条鱼从那里买来，要多少钱，这条鱼重几斤几两，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可以在水里养多少时候不死，如请上司、父母、朋友或爱人吃饭，把这条鱼杀了请他吃，他是否会十分喜欢等等。知识观点则要研究这条鱼属于什么类、什么科、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学名是什么，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主要生产于什么水域，这条鱼是雌的还是雄的，如是雌的，在什么季节产卵，它以什么东西作食物，能不能人工饲养，它的天敌是什么。即使是渔市场商人或古生物学家，观赏游鱼图时也应纯用审美观点，不要混入自己的专业观点。

庄子与惠子在濠上观鱼，讨论鱼是否很快乐，你（我）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快乐不快乐？杨过、小龙女和锳姑观鱼，大概会想像鱼这么一扭一闪，迅速之极，是不是能用在武功身法之中？八大山人、齐白石观鱼，所想的多半是用什么线条来表现游鱼之美；而法国印象派大画家塞尚等人，心中所想的图画，当是一条鱼给人剖开后血淋淋的挂在蔬菜之旁，用的是什么线条、颜色。舒伯特观鳟鱼时，脑子中出现的当是跳跃的音符与旋律。张仲景、李时珍所想的，当然是这种鱼能治什么病，补阴还是补阳，要加什么药材。我在香港住得久了，很能了解“洪七公观点”，他老人家见到鱼，自然会想这条鱼清蒸滋味如何，红烧又如何？头、尾、肚、背、烩、烤、熏、煮，又各如何？老叫化自己动手怎么样？要小黄蓉来作又怎么样？

阅读小说，最合理的享受是采审美态度，欣赏书中人物的性格、感情、经历，与书中人物同喜共怒，同哀共乐，既打成一片，又保持适当的观赏距离（观看从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连续剧也是一样），可以欣赏（或讨厌）书中文字之美（或不美）、人物遭遇之奇（或不通）、故事结构之出人意表（或糟不可言）、人物性格之美（或丑恶）……我看小说、看电影、电视一向是用这种态度的。有一段时期中，我在报纸上专门写电影评论，每天一篇（香港放映的电影极多，每天评一部根本评不完），后来又进电影公司专业做编剧和导演，看电影时便注意镜头的长短和衔接（蒙太奇）、色彩配搭、镜头角度及长短、灯光明暗、演员的表情和对白等等，看电影的审美乐趣便大大减少了，理智的态度多了，情感的态度少了，变得相当冷静，不大会受感动，看大悲剧时甚至不会流泪。在电影中听交响乐、看芭蕾舞时甚至不会心魂俱醉、魂不附体，艺术欣赏的意义就大大减少了。

读小说而采用功利观点（这小说是否合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合不合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指导？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怎样？）、或知识观点（小说中所写是不是符合历史记载？物理学上有无可能，某本权威哲学书中是这样主张的吗？这种毒药能毒死人吗？能把尸体化为黄水吗？一个人手臂给人斩落了，重伤之后还能骑马出奔而不死吗？鸟类智力这样低，能与人拆招而显示武功么？鲁智深能连根拔起一株大杨树吗？没有东风时可以筑坛行法而借来东风吗？戴宗腿上缚了有符咒的甲马，就可日行八百里，去参加奥运马拉松赛岂非稳得金牌？根据历史，关羽并没有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三国演义》这样写，岂非把三国的历史全改变了？），读小说时的趣味大减。当然也可以这样持批判的态度来读，然而已不是审美的态度，不是享受艺术、欣赏文学的好态度了。所以，忽必烈的真正性格怎样，杨过是否在襄阳城下飞石掷死蒙古大汗蒙哥，我想在小说中最好不讨论，我会在另外写的历史文章中谈论，那是知识性的文章，便该用知识性的态度去阅读。（例如，我在小说《碧血剑》中，写袁承志有很大自由，他要爱青青便爱青青，要爱阿九便爱阿九。在历史文章〈袁崇焕评传〉中，任何史实写错了，都须设法改正。）

有些读者因为自己的性格与小说中的人物大大不同或甚至相反，无法理解小说中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根本是不合理的、违反常识的、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尤三姐因柳湘莲不肯娶她，便会横剑自杀吗？），他觉得小说这样写十分“不通”，小说中人物的表现是“莫名其妙”，书中人物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明智、更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对于杨过的性格冲动、凭一时意气而“胡作非为”，很多人不能理解，尤其是理智极强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觉得，杨过初出场时像韦小宝，到后来像萧峰，性格在书中变化很大。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到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性格一定会变，那并不希奇。问题是理智人不理解热情人，这是世上许多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理智人不理解杨过、萧峰、段誉……他们觉得杨过不该想杀郭靖，萧峰不该自杀，段誉不该苦恋王语嫣，叶二娘不该对玄慈方丈一往情深，李莫愁这样美貌聪明，又何必对陆展元念念不忘？黄蓉不该猜疑杨过，殷离“不识张郎是张郎”太不科学……

有人觉得，杨过怀疑郭靖是杀父仇人，应该以理智态度冷静查明，不该一时冲动想杀他报仇、又一时冲动救他性命。如果杨过是福尔摩斯，或是英国侦探小说家克丽丝蒂笔下的白罗或玛波小姐，又如是包公、况钟、或彭公、狄公，当然他会头脑冷静的搜集证据，询问证人（例如程英、黄药师），然而他是性格冲动的杨过。性格冲动和聪明绝顶毫不矛盾，只有某些不喜欢艺术的科学家才会以为两者矛盾。艺术家中身兼二者的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如果不聪明、又不热情，决做不成艺术家。屈原、司马迁、李白、李义山、杜牧、李后主、李清照、苏东坡、曹雪芹、龚自珍、巴金、徐悲鸿……这些大艺术家难道不是既聪明、又热情吗？每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大概都可从他们身世之中，找到一些不合理的行为（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一生生活绝对合理的人，恐怕也成不了大科学家）。

纯从理智的观点来看，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都是不成立的。哈姆雷特早该一剑杀了叔王为父王报仇，不该优柔寡断、踌躇不决。奥赛罗应该追究依阿果的诽谤，证明妻子苔兹狄梦娜的清白，不该扼死妻子。马克白不该野心勃勃的弑国王而篡位；李尔王稍稍头脑清楚一点，就该知道女儿在欺骗他。

有些“现代化”的“聪明”读者觉得杨过很蠢，不该苦等小龙女十六年，应当先娶公孙绿萼，得到岳母给他半粒绝情丹解了身上情花之毒，再娶程英、陆无双两个美女，最后与郭襄订情，然后到绝情谷去，握着郭襄的小手，坐在石上，瞧瞧小龙女有没有来，她如不来，再娶郭襄也就心安理得。（这样，杨过变成了“聪明的”韦小宝！）

黄蓉怀疑杨过对小郭襄这样大张旗鼓的祝寿，是为了骗得她的芳心，令她一生一世受苦，用以向郭家报仇。不是的，黄蓉又不懂杨过了。郭襄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妹妹，秀美豪迈，善解人意，聪明伶俐，杨过心中早就真的喜欢她了，给她三枚金针，就是说：“不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允！就是要我为你死了也可以！”大张旗鼓的为一个小姑娘做生日，是热情而冲动的年轻人的狂妄行为，老成持重的理智中年人当然不干。外国有个年轻人为了向他的爱人表示情意，租了架飞机，在空中写大字“我爱你”，杨过这种狂气，有几分相似。他苦等小龙女十六年，郁积无可发泄，他替郭襄做生日，有点向小龙女大叫的意思：“小龙女，我等了你十六年，你还不来，我在给别个可爱小姑娘做生日了！”旁人要耻笑，杨过怕什么？他怎么会怕？他又不是你！

读侦探小说，要理智地读，推想犯罪者的心理，从侦探的角度，追寻线索，设想各种可能的情景，再用证据去证实或推翻设想。

读武侠小说（《鹿鼎记》是例外），要热情洋溢地读，跟随热情、正直而冲动的角色，了解他做热情的事，做正直的、不违自己良心的事，不自私自利，不要老是计算是不是有好处、有利益，应当时常想着应该还是不应该？

二〇〇三、一、九

《神雕侠侣》的第三版在修改七次之后，寄到北京，张纪中先生把修改稿拿给陈墨先生去看，陈先生写了很长的意见给我（那时我在澳洲墨尔本），我请台北远流公司将第七次改后的定稿暂停上机印刷，再快邮寄给我，我又花了两个月时间，重新再修改一次，将欧阳锋临死的情形、金轮国师的内心、公孙止的深沉、小龙女与杨过在古墓中的纯情相处等等，重新写过，似乎可以提得高一点。甚至陈先生的女儿陈小墨小姐（她还在读书，可能是中学生），也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意见（我也采用了）。我本来加了大段文字，叙述“九阳真经”的来历，可说是大发奇想，陈先生认为是“蛇足”（他说得极客气，但意思便是说“蛇足”），我仔细考虑，觉得确是蛇足，便全部删去了，觉得删去后艺术上好些。古人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我觉得益友还可再加一项：“友聪明”，“聪明”与“多闻”并不相同。（陈墨兄曾坚决要求，“后记”中不可提他名字，但对帮助了我的人必须感谢，既是为人之道，又是国际通例，因此书此志谢。但为尊重陈兄意愿，中国内地版中此段删去。）

二〇〇三、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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