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秦桧以前也曾陷身北方，与董国庆可说是难友，所以特加照顾，将董国庆失陷在金国的那段时期都算作是当差的年资，不久便调他赴京升官，办理军队粮饷的事务，数月后便死了。他母亲汪氏向朝廷呈报，得自宣教郎追封，升为朝奉郎，并任命他儿子董仲堪为官，那是绍兴十年三月间之事。（出洪迈《夷坚志》）

故事中提到了秦桧。乘这机会谈谈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奸相。

秦桧，字会之，建康（今南京）人。在靖康年间，他是有名的主战派。皇帝派他随同张邦昌去和金人讲和，秦桧道：“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坚决不去。后来金人要求割地，皇帝召开廷议，重臣大官中七十人主张割地，三十六人反对，秦桧是这三十六人的首领。

后来金兵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掳，金人命百官推张邦昌为帝，“百官军民皆失色不敢答”。秦桧大胆上书，誓死反对，其中说道：“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书中大骂张邦昌：“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书中又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在那样的局面之下，敢于发如此大胆的议论，确是极有风骨，天下闻之，无不佩服。

后来金人终于立张邦昌为帝，掳了秦桧北去。

秦桧被俘虏这段期间，到底遭遇如何，史无可考，但相信一定是大受虐待，终于抵抗不了威胁，屈膝投降。一般认为，他所以得能全家南归，是金人暗中和他有了密约，放他回来做奸细的。金人当然掌握了他投降的证据和把柄，使他无法反悔，从此终身成为金国的大间谍。由于他以前所表现的气节，所以一到朝廷，高宗就任他为礼部尚书。

秦桧当权时力主和议，但真正决定和议大计的，其实还是高宗自己。当时文臣武将，大都反对与金人讲和。《宋史·秦桧传》有这样一段记载：绍兴八年“十月，宰执入见，桧独身留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

这段文字记得清清楚楚，说明了谁是和议的真正主持人。一般所谓奸臣，是皇帝胡涂，奸臣弄权。但高宗一点也不胡涂，秦桧只是迎合上意，乘机揽权，至于杀岳飞等等，都不过是执行高宗的决策，而这样做，也正配合了他作为金国大间谍的任务。

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述了两个大官拍秦桧马屁的手法，可看到当时官场的风气：

方德带兵驻在广东，特制了一批蜡烛，烛里藏以名贵香料，派人送给秦桧，厚贿相府管家，请他设法让秦桧亲自见到。管家叫使者在京等候机会。有一日，秦桧宴客，大张筵席之际，管家禀告：“府中蜡烛点完了，恰好广东经略送了一盒蜡烛来，还未敢开。”秦桧吩咐开了来点，蜡烛一燃，异香满堂，众宾大悦。秦桧见此烛贵重，一点其数，共是四十九枝，心下奇怪为何不是整数，叫送礼的使者来问。使者道：“经略专门造了这批蜡烛献给相爷，香料难得，共只造了五十枝，制成后恐怕不佳，点了一枝试验，所以只剩了四十九枝。数目零碎，但不敢用别的蜡烛充数。”秦桧大喜，认为方德奉己甚专，又不敢相欺，不久便升他的官。

另有一个郑仲，在四川做宣抚使。秦桧大起府第，高宗亲题“一德格天”四字，作为楼阁的匾额。格天阁刚刚完工，郑仲的书信恰好到来，呈上地毯一条，极尽华贵之能事。秦桧命将地毯铺在格天阁中，不料大小尺寸竟丝毫不错，刚好铺满。秦桧默然不语，心下大为不满，过不多时，便借故将郑仲撤职查办。郑仲造这条地毯，当然是事先暗中查明了格天阁地板的大小尺寸。秦桧自己是大特务头子，对于郑仲这种调查窥察他私事的特务手段，自是十分憎恶。

秦桧一直到死，始终得高宗的信任宠爱，自然是深通做官之道。《鹤林玉露》中记载有一个小故事：秦桧夫人到宫内朝见，皇太后说起近来很少吃到大的子鱼（当时是杭州最名贵的鱼，今日在杭州仍极珍贵）。秦夫人说：“臣妾家里倒有，明天呈奉一百条来给太后。”回家后告知了丈夫。秦桧大急，知道这一下可糟了，皇太后吃不到好鱼，自己家里却随随便便就拿出一百条来，岂不是显得自己的享受比皇帝、皇太后还好得多？秦桧的妻子王氏生性阴险，传说她参与杀岳飞之谋，以“捉虎易，放虎难”六字，促使秦桧下定决心，终于害死岳飞，然而讲到做官的法门，究竟不及老奸巨猾的丈夫了。秦桧仔细思量一番之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第二天送了一百条青鱼进宫去。青鱼是普通的贱鱼。皇太后哈哈大笑，说道：“我早说这秦老太婆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果然不错。青鱼和子鱼形状有些相似，味道可大不相同，只不过鱼身大而已。”这件趣事自必传入皇帝耳中，母子两人取笑秦桧是乡下人之余，觉得他忠厚老实，生活朴素，对他自又多了几分好感。倘若送进宫去的真是一百条子鱼，秦桧的相位不免有些危险了。

秦桧当国凡十九年，他任内自然是坏事做尽。据《宋史·秦桧传》所载，有不少作为是很具典型性的。《宋史》是元朝右丞相脱脱等所修，以异族人的观点写史，不至于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秦桧。下面是〈秦桧传〉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例。

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称臣，民间大愤。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有人告发，张伯麟给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发配充军。夫差之父与越王战，受伤而死，夫差为了报仇，派人日夜向他说这句话，以提高复仇的决心。张伯麟在壁上题这句话，当然是借古讽今，讥刺高宗忘了父亲徽宗为金人所掳而死的奇耻大辱。

秦桧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书，于是无耻文人纷纷迎合。司马光的不肖曾孙司马攸上书，宣称《涑水纪闻》一书，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其实确是司马光的史学著作）。吏部尚书李光的子孙，将李光的藏书万卷都烧了，以免惹祸。可是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还是告发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说他读过父亲所作的私史，却不自首坦白。于是李孟坚被罚充军，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牵累。曹泳却升了官。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谓“中以深文”，即以胡乱罗织的重罪罪名，加在乱说乱讲之人的身上。有一个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桧，上书说程颐、张载这些大理学家的著作是“曲学”，须“力加禁绝”，“人无敢以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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