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国策【求月票！】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奉天殿内，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

“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那么请问诸位，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基础是什么？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以史为鉴，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如果没有必要性，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或者说，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颇为不解。

【海外贸易】+【重农抑商】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

当然是可行的，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虽然有点奇怪，但在短时间内，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

当然了，如果时间线拉长，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

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

毕竟，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

朱棣又get了一个新知识点。

听闻此言，就连一直默默地当隐形人的内阁众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认真以待。

“海外贸易的事情，臣等已经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毕竟短中长期，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对.但国内废除‘重农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这么提，那就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所以臣等请求陛下，有一段时间的验证期。”

尽管姜星火已经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旧装模作样地沉吟片刻，这才摇头说道：“还是要看执行的情况。”

这里要说的是，姜星火最想实现的，当然不是财产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条路，但基于目前15世纪的具体时代条件而言，显然是先搞财产私有，把邪龙孵化出来更为靠谱一点，毕竟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不然呢？近代英国的文官制跟谁学的？

夏原吉躬身答道。

蹇义这时候也说道：“国师的办法是否可行，总该有个验证，改弦更张也得有个说法。”

“喔？”

姜星火倒也没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会接受，这时候也没什么失望.更何况，这有什么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够在事实上保护私有财产，那么有朝一日，这个“名”自然会与“实”相匹配。

“如果你的财产随时可能会被剥夺，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么用的？或许下一瞬间，你的财产就不是伱的了。”

“可惜北宋没有，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国运，几乎把整个江山给赔掉了。”

听到这句话，内阁众人松了口气，黄福、蹇义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哦？”

“不能！”

朱棣看向两位尚书，问道：“两位尚书的意思是？”

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

片刻之后，当圣旨拟好，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

这两种政策，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

只要能达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给大吸血虫说点好听的。

是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只是觉得“哦，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仅此而已了。

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姜某要说的，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

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不一定都种小麦、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所以才需要钱来买，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

朱棣的眉头挑了挑，却又追问道：“那依照国师看，大明还要不要重新启动国内的商业贸易呢？如果有了‘四民为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大明的财政收入，就能实现跨越式的攀升吗？”

“是，父皇。”

“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

整个大明的一切，从法理层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个人不存在私产。

“便是如此。”

他也读过史书，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想都没往哪里想，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若是说常平仓，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也就是所谓的“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并非是以货币形式，也就是“青苗钱”来放贷。

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毕竟“士农工商”的排序，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是不行的。

“前者，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

被皇帝允许后，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 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随即侃侃而谈：“臣以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不立田制’与‘不抑兼并’两大国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书所言，静态的理财术，无非是‘整顿’和‘节流’这两个手段，而其中的‘整顿’，便是清查田亩，调整田制，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于国家来说，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税，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

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

“这个嘛”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个名义的问题。

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这里要说的是，千万不要把“公司”这个词，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再过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没有这个道理的。

听完朱棣的话，几名尚书齐声附和。

“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朱棣如是评价。

否则的话，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年年灾害，年年百姓青黄不接，都得向人借钱？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商业才能发展，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

“姜星火虽不算老成谋国，但这一点倒还稳重。”兵部尚书茹瑺看着姜星火，心头暗暗道。

朱棣展开，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诸位爱卿今日辛苦了，而今日的这篇廷论（廷辩内容），就由夏尚书负责撰写吧。”

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来的上将们，但显然，上将之间亦有差距。

“谢陛下恩典。”

朱棣问道：“那国师以为，大明同样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吗？”

“臣民名义上财产私有，朕断然不能接受。”

朱棣挥了挥手：“行政学校的事情，准了。”

“商业交易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姜星火反问道。

朱棣还是帮了姜星火一把，这个试验期的时间和标准，让姜星火自己定。

——那可都是朕的钱！

“陛下英明神武！”

“后者，则是中央银行要成立专业的货币部门，来负责制定宝钞和铜钱这些货币每年的发行量与回笼量。”

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谁没文化谁尴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

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魏国公厉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靖难勋贵里95%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户、朱能是副千户，没有靖难这档子事，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

而且其中责、权、利的划分在数千年的商业活动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概念和雏形，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么明确而已，对于众人来说，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点事，谁掏钱、谁收益、谁担责任、谁经营，如此而已。

“是这样。”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课以重税并非是一个好选择，相反，降低税率反而会起到刺激经济活跃，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

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市易法的根子，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只不过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国策，而是‘四民皆本’。”

黄福和蹇义对视了一眼，黄福说道：

“市易法呢？”

冷知识：如果没有姜星火的插手，永乐元年再往后推几十年，公司的雏形，也就是康孟达组织就出现了。

所谓康孟达组织，是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依照这种契约，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没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实行鱼鳞册、黄册的“双册”制度；商业政策上，大明执行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

“臣等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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