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粤之争不是咱大明朝才有的事情，从宋朝开始就有了，粤商多盗贩广南盐至京湖、江西等地以射利，只不过到了咱大明，因为盐产区和盐销区的划分不重叠，淮粤之争才愈发激烈。”

不消说，老朱又不是傻子，划盐销区的时候，肯定是故意这么搞的，为的就是商帮之间的内耗。

但现在这种盐产区和盐销区的不重叠，无疑给姜星火整顿盐务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工业化，哪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初步工业化，也是需要海量资金来推进的。

如果姜星火不想苦一苦百姓，那就只能从农业税以外的地方着手。

而在现有的税收体系里，盐税在这个时代，是仅次于农业税的第二大税种。

整顿盐务的意义不仅是给永乐元年-永乐二年的210万两做补充，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混乱的盐税重回正轨，给大明重塑正常的造血能力，国家财政这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跟个人财务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欠了一笔外债，始终入不敷出，那么再遇到点什么事，情况就会越来越差.人会被债务压力压垮，国家也是如此，很多朝代的灭亡，不是亡于其他原因，正是亡于经济的崩溃。

吴传甲继续说道：“以湖广为例，朝廷规定湖南也是要吃淮盐的，但是由于淮盐到湖南运输距离过远，运到那里十有八九是要赔钱的，所以长沙、宝庆、衡州、永州四府，以及郴、道二州，长期处于食盐缺少的状态。”

根据老朱的规定，在两淮盐销区范围内，不管是离两淮盐场几十里的当地，还是离着上千里的湖广、江西，食盐统统一个售价！

是的，你没看错，官府规定统一售价，多一个铜板砍脑袋的那种。

当然了，在实际操作中，也就是市场的自我平衡状态下，肯定是越远离盐销区的地方，官盐的实际售价就越高，虽然不符合官府的规定，但买卖一直是这么进行的，而且由于明面上还是官盐，因为是在盐销区范围内的运输和销售，官府不会阻拦，甚至还会分润溢出的盐价。

这种情况下，李增枝也当然不介意拉拢吴家，携手经营以壮大自身。

因为《商君书》主张强国弱民，商鞅认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百姓，使之成为弱民。除此以外，商鞅还认为国家的强势和百姓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百姓顺从法律、朴实忠厚，百姓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

精明的商人们开始选择只收宝钞，这样既可以把积压的货物销售掉，又可以回笼一批宝钞，再拿着这些宝钞去换盐。

这年代的人并不傻，反倒是聪明绝顶，既然朝廷不禁止民间私下交易，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玩出花来。

姜星火今晚收获不小，想来吴家兄弟，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隐瞒什么，如此整顿盐务一事，算是做到了知己知彼，不过这些回去也要好好梳理一番。

“下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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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掌柜正坐在店内的里间悠闲地喝茶休息，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

如果理解了这种基于受教育程度和人生经历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那么对于仁宣时期，主动放弃大规模国土的“仁宣缩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旧时代的一切学术理论、治国策略，似乎都开始失效了，而肉眼可见的是，姜星火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把变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了起来，并且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杨士奇到没有垂头丧气，但是多少有些无奈。

因此姜星火留下了朱恒与他们聊一聊商业上的其他布局，自己就不插手了。

物质地基决定顶层结构，目前的大明，物质地基，就是以农产品为核心的自然经济，而在农业领域，地主士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古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不是一句玩笑话，你不让沿海的百姓煮盐、捕鱼、海贸，那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

捕鱼倒还好说，明朝没有清朝那么变态，是压根不管的；而煮盐，尤其是煮私盐，在明朝的统治中心也就是南直隶一代，以其为圆心进行辐射，到两淮、福建，管的较为严格，而粤地百姓宗族化抱团严重，官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管理，所以粤地的私盐比较泛滥，常常是整村整村地从事私盐产业。

所以，能得到国师的赏识吴家在割让粮食产业和纳钞中盐所损失的，其实接下来在淮盐产销区重划和盐商洗牌里，都将重新拿回来，如果表现好，甚至能获得更多。

这就是成功过关的意思了，吴家兄弟大喜过望，而李增枝则是提醒道:“纳钞中盐的事情，吴家得做出个表率来。”

比如宝钞兑换。

“食盐，渔业，海贸走私。”

可对于原本在池水里浑浑噩噩的鱼儿来说，却并非是什么好事。

“大明银行有规定，就是这个比例，贵客您看，这写着呢。”

在大明，商人确实社会地位不高，手中的实力面对官府，也可谓是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沦为待宰羔羊。

“读过《错法》篇和《去强》篇吗？”

“是很厉害。”

而朱恒则是与李增枝和吴家兄弟，继续做着推心置腹的交谈。

杨士奇一语道破真相。

“其他事情，便让朱副总裁官跟你们聊吧。”

姜星火心里清楚，老朱的海禁政策，对于靠海吃饭的南方，从来就没真正起效过，朝廷虽然每隔几年就强调一遍，但作用还是有限的。

吴家虽然在扬州、淮安等地颇具影响力，甚至还开辟了淮河支流的运输渠道，但对于偌大的大明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完全算不得什么。

在这个最初的原点，如果姜星火能通过盐法改革，控制或影响大明的主要商帮，那么或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这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姜星火的出现，对于三杨等人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人生观冲击。

在儒家的治理理念确实解决不了帝国那些被掩藏起来的尖锐问题，在各种制度经过三十多年演变逐渐变得僵化且死板的时候，姜星火的变法，就像是给一潭死水里注入了新的源泉。

但大明一旦进入初步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经济必然会后来居上，取代自然经济作为社会的物质地基，与之同步的是，逐渐壮大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必然也会觊觎顶层结构。

手里宝钞多的富户，乐意多花点宝钞，至于去两淮盐场取盐的事情，自然不需要他们操心。

杨士奇轻声道：“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

再往门外看去，有些身材雄壮的汉子，正在用警惕的目光，时刻注视着这里。

杨士奇点点头，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赞同太过开放和扶持商业的原因，若是朝野上下形成风气，那百姓心中的那颗逐利之心就会无可遏制，不仅是朝廷不好管理百姓，而且朝廷控制百姓的手段，也会失效。”

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他们对待姜星火的政策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掌柜摆摆手示意他退下，继续低头喝茶，过了一会儿才走了出去。

“掌柜，我们来做交易。”

见姜星火半晌没说话，李增枝这时候作为中间人，也是提醒道：“国师，那您看？”

换谁是商人，谁都这么选。

“——可是这样朝廷能有钱。”

吴家也算是半个皇商，不论是现钱还是不动产，底蕴都极为丰厚，即便是割舍掉了粮食生意，还是出得起这个钱的，更何况朝廷也不是直接抢劫，而是让他们用宝钞来换盐，换到的盐可是实实在在的。

而历代王朝，教导皇子皇孙，《商君书》是必读教材。

姜星火不可能自己培养出一堆不受控的资产化身，有鉴于目前大明的商帮，因为盐业的全国性和高利润，基本都涉及到了其中，那么这次手握整顿盐业的全权，就非常有必要做一些布局了。

海贸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时代，粤地农业欠发达，亩产量远远比不上江南，但却有着独特的海洋贸易区位优势，不管是民间还是官府，想要多弄点钱，都得靠海贸走私这条路，所以上到布政使司，下到地方官府，其实都心知肚明，甚至主动帮忙。

——那就是借此彻底洗牌整个大明的整体商业格局。

只需要邻里亲朋信的得过的人去取盐，大家凑一凑，自然也就成了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种好事还有没有第二次，便宜盐放自己家里囤着，总是没错的。

朝廷缺钱，国师能在不造成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搞钱，他们不能，就这么简单。

这里的意思很好理解，就连朱瞻基这种小孩子都听懂了，说的无非就是赏罚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反之亦然。

因此当宝钞泛滥的同时，各种商业活动也越发兴盛起来。

姜星火顿了顿，又道：“这次算是戴罪立功，要好好配合接下来的盐业整顿，两淮盐场的产销区不匹配的事情，一定是会调整的，调整了对谁都好，不用有那么多的盐税负担，也省的百姓吃不起官盐。”

但是盐法也不是随便改的，尤其是开中法，有着食盐销售与军粮运输的双重意义，而且很多人也不能坐视盐业的利益严重受损，毕竟这里面牵扯到的利益是很庞大的，所以姜星火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怎么使用的宝钞，使用频率就更低了，相当于自己把宝钞的流动性给弄得更差了。

淮商吴家之于安陆侯府，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问题就出在，离湖广和江西更近的广东，由于濒海所以盛产海盐，但老朱却规定“广东之盐，例不出境”，这就造成了湖广和江西吃不到、吃不起淮盐，而与他们在地理上接壤的广东却呈现出盐多的卖不出去的情况。

吴传甲吸了一口气道:“李都督、吴副总裁官请放心。”

“自是可以的，我们店里铜钱充裕，贵客想换多少应该都没问题。”

盐是国之生计，绝不容许任何人彻底掌控，哪怕是皇亲国戚都不行，必须是由不同区域进行分销的，因为它关乎社稷稳固。

而不管是哪个皇帝，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允炆，亦或者朱棣，都不会允许有一颗棋子脱离他们的控制。

吴传甲重重颔首。

“当然不会。”

正值休沐，杨士奇受了朱高炽的委托，带皇孙朱瞻基出来逛逛，见识见识民间的情况，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杨士奇不由地喟叹道。

老朱设计的制度，为的就是让不同地域的商帮互相内耗，这很符合他建立大农村社会的目的，但姜星火不需要商帮内耗，因为大明不仅有日趋繁荣的国内市场，更有不断开拓的海外市场，所以内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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