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有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元旦为十二月初一，周代元旦为十一月初一。
在《诗经·豳风·七月》中，也有关于年头岁末祭神祭祖活动的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必公堂，称必兕觥，万寿无疆。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十月末便已是岁末，可称年节。
楚国的年节，大约在十二月上下，绝不是十月末十一月初。
这源于楚地的特殊性，毕竟居于蛮夷之地，除了必要的栽种外，楚民最大的活动便是狩猎。
所以冬季狩猎那些肥美的野味，显然是楚民最大的乐趣。
而楚地的冬季，自然要比中原诸国的冬季来得更晚，所以楚地的年节时间自是比中原诸国的年节要晚上许多。
再加上楚人向来不喜与中原诸国一个样，什么事都讲究个特立独行，标新立异，所以自楚武王称王后，楚国的年节时间便一直规定在十二月左右。
言归正传，李然此次大胜吴国，还取得了吴王诸樊的首级，班师回朝的时间又恰好遇上了楚国的年节，对于楚王而言，那自是更添得几分喜庆。
于是，楚王亲自郊劳，并命人于章华宫大摆筵席，是要犒赏三军。
而此次大胜吴国，根据伍举的捷报，李然与孙武理所应当是居首功。
毕竟有关于前线的情报，伍举那可是一字不落的尽皆传回来的，所以楚王对李然，孙武在前线都做了什么，说了些什么，那可都是门儿清的。
故而，由他亲自迎接李然与孙武归来的架势，便不难看出他对此二人的重视程度已是无以复加的了。
毕竟，身为一国的国君，亲自前来郊劳两名连臣子都算不上的外邦之人，这种礼遇那绝对是属于破天荒头一回的。
可这还没完呢。
在章华台的筵席上，楚王又让百官陪坐，硬生生是给他们上演了一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戏码来。
“诸卿，寡人这第一盏，敬我楚国那些战死的儿郎，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我楚国的土地，捍卫了我熊楚的尊严！”
言罢，楚王举盏，于台前是一挥而尽。
群臣闻声，当即也跟着连连点头，纷纷举杯，遥敬远方，并效仿其模样，一起是将酒挥出。
李然与孙武自然也不例外，毕竟是敬亡者，这也算得礼数。
随后，只见一旁的侍人是赶紧又给楚王熊围是添了一盏酒，随后楚王又举起盏来，并是大声唤道：
“这第二盏，敬在座诸卿的通力相助，使我楚国国运昌隆，大胜吴蛮！”
楚王言罢，又将这一盏酒是一饮而尽。
“谢大王！”
此时，那些立于席边，但实际上却没有干任何事的卿大夫们闻声，一时受宠若惊，急忙举盏应和而饮。
“至于这第三盏，寡人自是要敬子明先生与长卿的，二人大贤，一文一武，皆是当世无双的豪杰！如今寡君幸而得之，实乃我楚之大幸事也！”
要说当初的王子围能够成为楚王，除了楚国本身的特殊性外，楚王熊围個人的智慧那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他为何要先敬战死的士兵，再敬这些毫无作用的卿大夫，最后才敬李然与孙武？
这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楚国之所以如此的强大，为何？
当然要归结于楚国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体现，又恰恰是体现在楚国的军伍之中。
而军伍之中，又以什么为先呢？
自然是人。军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从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
所以，他熊围身为楚王，日后若想要开疆拓土，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些“人”？所以，把他们摆在第一位那自是理所应当的。
而后，再敬的便是这些殿内的，看似在这场与吴国的战役中，好似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卿大夫。
为什么要敬他们呢？
因为楚王毕竟也是凡人，即便是有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把整个国家的所有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所以，楚王当然要仰仗他们了。
至于他将李然与孙武放在了最后，那深意也自是不言而喻。
一方面自是表现出最高的敬重和礼遇，而另一方面呢？
什么叫“寡君幸而得之”？
很显然，这就是当众“偷换概念”的措辞。
不言而喻，这是硬性捆绑：李然此刻便已是我们楚臣了！
而你李然，此刻既然身在楚国，又如何不能算得是“寡人得之”？
由此可见，楚王玩弄措辞方面，也是个中好手，这一番前后顺序以及措辞造句，都可谓细致到了骨髓。
至于李然，他自是不能在这时候拆楚王的台，毕竟人把你夸得上天，你反手就给人一巴掌，这确实也有悖于人情。
不过，李然心里也明白，楚王之所以这么做，无非还是想要邀买人心罢了。
“寡人即位之初，便得二位贤达的鼎力相助，而二位更是立下了这盖世奇功，实乃寡人幸甚，我楚幸甚啊！”
“二位想要何等赏赐，尽管开口便是，寡人必是无有不准！”
当然，光是口头夸赞肯定是不成的，实际行动也必须要有。
李然与孙武相视一眼，孙武很是识趣的微微摇头示意，却并未开口。
李然会意，便是起身道：
“回大王，臣与孙武此番随伍举大夫出战迎敌，未曾拖累大夫，已实属万幸，又岂敢再向大王索要赏赐？臣与孙武，皆受之有愧！”
李然当然不希望楚王给他赏赐，毕竟拿人手短，日后那更是要说不清道不明了。
可谁知楚王闻声，当即是大手一挥：
“呵呵，先生实在过谦了，这是说得哪里话？！”
“先生为我楚国立下这汗马功劳，寡人岂有不赏之理？既然先生不愿开口，那寡人便自行裁夺了……”
“这样，先生既然心系于郑，那寡人便将楚郑交界处的叶邑赏赐给先生，任先生为叶邑的县公，如何？”
此言一出，整个殿内顿时一阵寂静无声。
即便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伍举，此时也不由狠狠一震，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叶邑的县公？
这岂不是让李然成为了等同于诸侯般的存在？
——
第255章_孙武执叶邑
因楚国制度的不同，所以楚国的县公，要比中原诸国的邑宰权力大很多。
简单来说，楚王让李然前去叶邑任县公，便是将叶邑以及其所属的土地，一并是封给了李然。
而李然在叶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可以不受楚王的管束，可自行裁决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
这是不是听着很耳熟？
是的。
楚国的这种独特的“县公”，其实权之大，几乎就相当于是执宰一方的最高长官。
但是，这种“县公”制度，却又完全迥异于周王室的分封制。
其迥异之处就在于，对于所谓的“县公”一职，楚王都是有直接任免权的。
并不是像周王室那样，一旦封了国，那这个国家便不再受周王室的管制，而是成为了世袭的职位，并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或许是因为楚国人是汲取了周王室逐渐衰落的教训，又或者，楚国人就是要处处有别于“周王室”。总之，在这一制度的加持之下，楚国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一条相对集权的道路。（当然，仅限于春秋时期）
这是不是又很像将来奠定了中国几千年制度格局的“郡县制”？
是的，所以如果要说中国最早的“郡县制”开端是什么时候？很多人或许第一反应会想到是秦国。但其实呢？秦国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文抄公”罢了。而他所抄袭的对象，就是如今这个，早了他几百年的楚国。
再把话说回来，由于“县公”一职，其职务其实就等同于一国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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