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普战争期间，普军的几个战略集团，20多万大军，基本都集中在南线的图林根山脉，与西面的汉诺威一带，从而导致普军在东面的波森大公国方向，也就是“大波兰”与华沙的兵力，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

等到东普鲁士方面军赢得“凯尔采战役”的胜利，并成功收复了华沙外，普军在大波兰地区的防御就变得土崩瓦解了。

以至于维比茨基和受他节制的波兹南兵团（指挥官是斯坦尼斯·瓦夫·费瑟将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大波兰地区四分之三的领土。而短短数天内，大波兰各级城镇与农村，依照波兹南省级委员会的号召，纷纷建立了对应的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波兰领土上的普鲁士移民，只能龟缩在少数有坚固要塞堡垒保护的城池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法国-军队到来。他们宁可饿着肚子向三色旗投降，也不愿意向波兰军队缴械。

那是到处在传闻，有数以万计手持兵器的波兰暴徒在波森大公国闹事，疯狂屠杀一切只会说德语的普鲁士人，无论对方是军人，还是平民。一旦被他们抓住，都是格杀勿论，统统吊死在树梢。

鉴于此，作为东普鲁士方面军总指挥的席塞尔将军，只能将手中并不多的法属后备军，甚至是荷兰和瑞士军队，以营连的方式派往大波兰的各处要塞，接受普鲁士人的投降，竭力保护普鲁士移民的人身安全。至于私人财产，尤其是那些房屋、田地、矿山、庄园等不动产，那就无能为力了。

7月中下旬，也就是华沙光复一个多月后，在巴尔斯执政官的倡议下，波兰临时中-央议会，以及中-央政-府一致同意，将从陪都克拉科夫，迁都到北面，2百公里外的首都华沙。

另外，临时议会还通过一份决议案，将波兰光复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过度到“祖国统一委员会”，继而尽可能的团结各阶层的民众，逐渐淡化波兰与普鲁士的民间矛盾。

然而事实并非巴尔斯等人设想的那般简单，波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上层之间的关联很是复杂，相互间的利益纠葛也非同寻常，

在中后期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环境里，形成了以三股政治势力互相制衡、博弈的局面，分别是：国王，王室代表的传统王权；广大的施拉赤塔阶层，国家统治阶层的主要构成；少数非常有权势的贵族巨头，通常都生活于大中城市。

需要说明的，波兰的贵族数量属于欧洲各国最多的，差不多15%的人口都是国家的贵族；如果再算波兰的那些准贵族（被承认的私生子或其他方式混到贵族头衔的），这个数字可以达到令人恐怖的25-30%。而同一时期的英国与法国，贵族的比例仅有2%到3%。

三股政治势力的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良性、稳定的政治环境，任何一个势力的独大或衰弱都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

在波立联邦晚期，随着频繁的对内与对外战争、经济的失利，王权受到沉重打击，政治生态严重失衡，施拉赤塔和贵族巨头权力疯狂膨胀，直接造成了以“一票否决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恶劣的政治现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联邦（共和国）的衰亡。

在波兰灭亡史上，最容易被历史学家大批特批的，是投靠俄国人的“塔戈维查联盟”。这是一个由俄国将军主导，不少波兰大贵族参与，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波兰国王，所组成的一个反动政治联盟。

不过，更多的波兰大贵族、大农奴主还是爱国的，包括现任波兰临时执政官的巴尔斯伯爵，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还有因为政见不合而被安德鲁赶到美国的柯斯丘什科侯爵。

事实上，波兰的大贵族并非一味的保守愚昧，他们的子弟也认真学习与研究过法国的启蒙思想，很多波兰贵族还积极参加过法国大革-命，于是后续在波兰就出现了一部《五三宪法》。

前世的安德鲁深入了解过波兰近代史，真正妨碍近代波兰发展的，除了俄普奥三大强敌外，主要的内部阻力，来自广大的施拉赤塔阶层，他们是国家统治阶层的主要构成。

广义上讲，任何贵族都算是施拉赤塔阶层；狭义上讲，施拉赤塔阶层只是那些数量庞大，财富地位良莠不齐的中小型贵族。

而这个狭义的施拉赤塔阶层，约占波兰整个人口的8％左右，主要是波兰的中小贵族，尤其是分布在广袤东欧平原之上的，那数十万的乡绅小贵族，约有70%到80%的耕地都是他们的。

施拉赤塔虽然都是世袭贵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一些施拉赤塔甚至还不如部分市民有钱。

然而，即便再贫穷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法律、政治上的特权及影响力，最贫穷的人享有与最富有的大贵族相同的权利。

就算穷的要给大地主打工，施拉赤塔也有权利在瑟姆（地方）议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投票。

在波兰与立陶宛联邦境内，曾一度拥有7百多个新教教会里，其中就有420个属于加尔文宗，而140个为路德宗，剩下的是阿里安宗及其他教派。

从新教徒的比例分布上看，波立联邦的大贵族中有一半都是新教徒；到施拉赤塔和市民阶层，这个数字降为25%；到广大农民阶层，这个数字已经降为5%。

由此可以看出，物质条件更加优良的人，有更多机会和意愿接纳新的思想，反之则更加保守。

没错，在欧洲历史上，新教徒就代表着进步与文明，比如说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等，而天主教会就是保守、愚昧的象征，比如说西班牙、奥地利与意大利。

唯一的例外就是法国了，这多少源自法兰西的尚武传统。不同时期的法王每每与教廷一言不合，就会带兵跑到罗马去抓教皇，也从侧面打击了国内的天主教势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世俗与王权低头。

至于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对外战争，更是将法国社会中，对那些不合时宜的，严重影响现代文明与科学发展的天主教会，及各种封建残余，扫荡一空。

回到1798年的波兰，这些施拉赤塔，或是说广大农村的小贵族们对于抵抗俄国人与普鲁士人还是非常积极的，那是俄普两国的大贵族们，最是喜欢没收波兰中小地主的土地。

至于奥地利人，“施拉赤塔”并没有太多怨恨，反而十分亲近，除了同为天主教徒外，更多是奥地利人对土地并不执着，因此在占领区内，双方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1797年，在克拉科夫与小波兰爆发起义的时候，大量的“施拉赤塔”对此并不感冒，一开始没有积极响应临时政-府的号召。

对此，巴尔斯伯爵倒是心知肚明，知道事情的原委。

很快的，这位临时执政官就立刻颁布了第二道法令：但凡贵族本人及亲眷，或是没派农奴，在规定时间里前来报道参军，一律将被视为叛国者，将无条件没收其土地，释放所有农奴与半农奴……

也是数十万“施拉赤塔”的存在，令波兰的土地改革举步维艰。然而，安德鲁是法兰西的执政官，不是波兰执政官。对于这些“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顽疾，他没兴趣花大气力帮助波兰解决。

事实上，安德鲁最厌恶的，是那些破坏社会稳定的“激进分子”。这就是法国执政官一开始，就竭力支持巴尔斯等人打压波兰的雅各宾派，防止这些激进的“革-命者”胡乱效仿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不顾一切的乱搞土地改革，继而将大量的波兰小贵族们推到俄国人那边。

秉承老祖宗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智慧，在对俄国战争结束之前，安德鲁需要一个稳定的，团结的，富裕的波兰，一个能为前线战争输送足够的兵源，还有丰富军需粮秣的波兰。

谁敢要破坏，那就送谁走。

如果柯斯丘什科不是在波兰军民中的威望太高，安德鲁早就下令军情局，效仿之前对待皮什格鲁与奥什那般，死得不明不白。

即便如此，波兰的雅各宾派份子还不少。

出身卡托维兹市的波兰部队指挥官，雅各宾派的支持者，约瑟夫·赫沃皮茨基将军并没有选择在大波兰地区，与普鲁士军队作战，也没有响应维比茨基特派员的号召，将麾下的军队主力，集结到波兹南，而是带领了2万军队，擅自向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发动进攻。

需要说明的，这名赫沃皮茨基将军麾下的士兵，大部分为刚刚招募的自卫军、民兵与农奴，这些人几乎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更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与此同时，负责西里西亚防务的普鲁士将军哈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在借助侦察骑兵了解到波兰军队真正战斗力之后，便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最终在西里西亚首府，卡托维兹城下围歼了这一支波兰入侵者，就连赫沃皮茨基将军也负伤被俘。

卡托维兹之战的惨败，令还在马格德堡的安德鲁统帅大为光火。

6月20日，他以法军最高统帅的名义，直接给勒费弗尔下达了命令，让他的兵团放弃原有计划，直接进军西里西亚，尽早迫使哈恩投降。

25日，哈恩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在与勒费弗尔兵团两度交锋后，损失惨重，最终于28日下午，选择了投降。也是在当日，被俘的波兰将军赫沃皮茨基在卡托维兹城的医院里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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