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幸会幸会，我们到办公室说。”

在办公室坐下，陆费逵说：“如今辛亥业已事成，举国欢欣，教育之重要人尽皆知，我们准备兴办一家书局。”

<div class="contentadv"> 李谕说：“好事啊！”

陆费逵说：“我们准备把书局命名为中华书局，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希望李谕院士帮忙斧正。”

李谕这才反应过来，今年正好是中华书局的创始年，陆费逵与沈知方是创始人，他们都是浙江人，与鲁迅是老乡。

李谕说：“我定会尽心帮助。”

沈知方说：“有您的帮助最好！如今王朝更替，思想之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我们准备学习蔡元培先生之美育思想，在教科书中代替过往腐朽的帝制教育理念。”

李谕说：“那我更要支持了。现在读书人其实也挺彷徨，需要找到一个心中目标。”

鲁迅说：“蔡部长的美育可否为这个目标？按照蔡部长的理念，美育比之西方的‘信仰’或者宗教更加优秀，一个自由，一个强制；一个进步，一个保守；一个普及，一个有界。”

美育是蔡元培很著名的教育理念。

李谕说：“确实值得推广，但我希望你们在新编的教材中，也要加入一项基本的东西。”

陆费逵说：“请院士先生赐教。”

李谕说：“很简单，科学与民主。”

鲁迅首先赞道：“好！”

清末民初的变革对中国人来说，真的太大了，在精神领域和学术思想上也面临着“道术为天下裂”“千古未有之巨劫奇变”。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的定位同样很重要。这是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一条重要暗线。

几年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更加有先进性。

陆费逵道：“我们会把这种理念编入教科书中，影响更多读书人。”

中华书局在民国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机构，尤其发行教科书很多。

真要算起来，不管什么时代，教科书都是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而且也是影响最大的书籍。

如今又是欧美以及日本玩了命想要控制中国读书人思想的时代，教科书更加需要保护。

李谕说：“我会提供资金，帮助你们从编撰到校订、出版、发行的一系列环节。”

陆费逵道：“太感激李部长了！”

李谕说：“不必客气，书是人类进步之阶梯，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争权夺利嘛？”

鲁迅听了哈哈笑道：“我就说李院士不同凡人吧。”

陆费逵说：“果不其然，果不其然！”

李谕说：“我会联系商务印书馆，大家良性竞争，一同推进教育书籍的更新。”

最近张元济也挺忙碌，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与革命派一直保持联络，同时准备迎接民初的教育大发展。

张元济同样清楚，一旦清帝退位，很多教科书都要重写，里面的忠君思想必须剔除。

然后为了适应科学教育，他还准备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

这些也是李谕很关注的，今后得多多出钱资助。

李谕突然想起：“周老师，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接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调令，进入教育部？”

鲁迅点点头：“不愧是搞无线电的，消息如此灵便。”

李谕说：“有空的时候，也来我的学校做个兼职教授如何？”

鲁迅讶道：“我的学历恐怕达不到。”

李谕说：“英雄不问出处，而且你的学历说不上差。”

鲁迅说：“阁下的学校立意高远，我担心自己的水平不够。”

“够了，够了，太够了！你要是不够，那够的人不多了。”李谕笑道。

鲁迅疑惑道：“要讲生理学和医学？”

李谕说：“随你便，就算讲文学都可以。”

鲁迅说：“文学？更不是我的强项。”

这次轮到李谕哈哈大笑了，“谁又说得准呢。”

鲁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听不明白你要说什么了。”

李谕说：“总之你答应就是了，毕竟你是蔡部长钦点的教育部官员，这点事难不倒你。”

“希望不要变成献丑。”鲁迅只好回道。

李谕说：“只要是讲美育，讲科学，讲民主，就谈不上献丑。”

鲁迅感慨地说：“没想到我回国后，真的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记得小时候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如今时过境迁，甚至没了旗人的特殊地位，要讲科学、讲民主。”

鲁迅虽然答应了下来，暂时却没有机会在上海讲课，因为他不多久就会接到北上进京的调令。

袁世凯要把各种核心部门从南京转移到北京，处于他的眼皮子底下。

革命党面对这种官场老油条真心没有太多办法，只能任由他去。

好在孙先生等人留了点后招，提前拟定好了《临时约法》，用来约束袁世凯。

另外，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唐绍仪，此时也与袁世凯出现裂痕，加入了同盟会，可以说严重影响了袁对时局的控制。

袁世凯自然知道教育之重要，所以把大清学部改为了教育部，同时接纳了南京方面的人，仍然让蔡元培当了教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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