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class="contentadv"> 海森堡自信说：“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

李谕笑道：“祝你好运。”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

当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李谕写出了关于“全同粒子”的论文，准备投给《SCIENCE》。这算开个头，“全同粒子”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

而理论上的研究，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

——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简单点说，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他对李谕失望地说：“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虽然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毫无效果，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顾维钧说：“太无力了！弱国无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李谕叹道：“尊严只在刀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顾维钧同样说：“列强还是列强，即便我们是战胜国，也没有用。”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结果已经注定。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

就像玩王者，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如果赢了，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若是输了，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

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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