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亲自签发的调令很快就下来了，林一凡终于带着“利刃特战队”回到了久违的大别山，先行一步的朱国睿提前把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根据地的大家。

大别山的那些老朋友们可以说是又惊又喜，甚至在张卫国的提议下，自发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张旗鼓的欢迎仪式。

然后，林一凡便顶着“第五战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谋总长”的头衔开始了整合周边的各军，在大别山地区组建一支全新的抗战力量。

对此，孔森自然是全力支持的，他现在已经凭着战功当上了独立师的师长了，以张卫国和朱国睿为首的大别山纵队也是第一个摇旗站队，再加上有了李宗仁态度鲜明的支持，林一凡其实是很有把握的。

当然，在此之前，林一凡选择了先结婚，他很快就在根据地和朱小倩完成了婚礼，婚礼办的十分简洁，除了利刃特战队的大家伙，野战医院的护士们，张卫国、朱国睿和孔森等人之外，林一凡甚至没有邀请其他什么人，李宗仁这个知情人也只是意思意思的发来了一封贺词。

而婚礼一结束，第二天林一凡随即在根据地的指挥室内召集了第五战区各部大军的师长、军长等人，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进攻六安市和安庆市，特别是后者，以截断华东地区日军对这些地方的救援，配合第九战区收复武昌、南昌的计划。

因为上次的疏忽被国军捡了漏之后，日军如今重新加强了对南昌和武昌地区的防守，第11军所属的7个师团、4个旅团88个大队尽量调用在南昌一线。

还从长江下游第13军所属的第15、第22师团各抽调1个支队共7个大队配属到武昌，此外，还有第3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遣华舰队及第2联合航空队协同。

随着随枣会战和长沙会战的接连失败，在湖南方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日军又连续进行了其他尝试，首先便是以两栖登陆的方式，于1939年11月突然攻击了广西南部，以切断越北至广西的交通线为目的，日本方面称之为“南宁攻略”，而中国方面称为“桂南会战”。

在“桂南会战”期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杜聿明第5军死磕日军精锐第5师团，最终中日两军在昆仑关一线形成对峙，至少从表面来看，对重庆政府没有形成什么实质性的军事压迫。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最终因作战不力被剥夺了兵权，撤掉了司令官的职位，而作为西尾寿造总指挥官职位的接替者则是——畑俊六，这可是一个更加心狠手辣的“刽子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畑俊六于1938年2月派往中国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率部发起武汉作战。8月上旬，指挥30万日军沿长江南北两个方向由东向西进攻。10月26日，中国军队向西、向南撤退，畑俊六率日军占领了“九省通衢”武汉。

在会战中，畑俊六所率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颗以上。在熘俊六的纵容和唆使下，凶残的日军占领武汉后，到处杀人放火，**掳掠，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军的暴行无不恨之入骨。

1939年8月，畑俊六调回日本国内任内阁的陆军大臣。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内阁对各项侵略计划的设计和决策，以新的气势继续进行侵华战争，在南京炮制了汪精卫傀儡政权，实施了控制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并就有关荷属东印度问题与荷兰进行了谈判。

他还支持日本的“南进”政策，赞成日本侵占东南亚及南方各地区。为实现南进的目标，他同意在国内以大政翼赞会取代政党，进一步实现法西斯化，在国外促进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1941年3月，畑俊六才被日军大本营任命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

对中国解放区，他和岗村宁次一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毁灭性“扫荡”，肆意屠杀无辜平民，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则是攻略与施暴并行，每攻占一个地方，就制造一桩惨案。

1943年5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攻陷湖南汉寿等地后所制造的“厂窖惨案”，就是一个恶劣的例子。在这次惨案中，3000日军以4天时间共枪杀手无寸铁的男女同胞达3万多人，伤残3000多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满门杀绝的2000户以上。

美丽的厂窖顿时血流成河，尸骨如山，遍地焦土，一片荒凉。作为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对其下属部队的种种暴行是负有直接罪责的。

1944年春，为挽救日军在太平洋的失败，畑俊六根据大本营的命令，集中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

在历时8个月的作战中，基本打通了平汉、粤汉和湘桂等铁路线，侵占了豫、湘、桂、粤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使中国又有20多万平方干米土地和6000万人口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给中国抗战造成巨大危害，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由于这一次的所谓“卓越战功”，畑俊六于1944年6月被授予元帅称号，获得了天皇颁发的一级“金鵄”勋章。1944年11月，日军大本营下令畑俊六转任陆军教育总监，继续支持对中国和西方进行侵略战争。1945年4月，调任驻本土日军第二总军司令，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畑俊六作为日本法西斯军队重要头目之一，长时间担任侵华日军高级职务，积极奉行侵华政策和进行侵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而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国政府的指控和强烈要求，驻日盟军总部于1945年9月13日下令将熘俊六作为甲级战犯逮捕收监，把他送到了被告席上。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公开审理后作出最后判决，11名大法官以5：6的票数对战犯烟俊六处以无期徒刑。

法官团其中的5票是赞成处以死刑的，6票是赞成无期徒刑的，这厮再次死里逃生，其核心原因是畑俊六主要罪行都集中在中国的侵略战场，没有参与太平洋战争，美英等国家的法官们有点麻木不仁，非常可恶。

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和包庇下，畑俊六仅仅坐了六年的牢房就于1954年被假释“保外就医”，1958年干脆被赦免。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出席战死日军祭奠活动期间，突然暴卒于一家名字叫“龟文馆”的旅馆房间里，才结束了其不知悔改的罪恶一生。

现在因为林一凡在长沙会战中的行动，畑俊六提前被日军派到了华东战区，为了扭转战局，一上任，他便着手调度起了华东的日军兵力部署，并且停止了正面战场全局性战略进攻，转而巩固已占领地区，实行“以战养战”政策。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些军官认为，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到重庆，二是从中国撤军。可是若想打到重庆和延安，就需要给中国战场增援不低于15个师团的兵力，在实行对苏警戒的前提下，日军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至于从中国撤军，内阁和陆军省又不可能接受，对于喜欢弱肉强食和占便宜成瘾的日本人来说，把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用武力取胜，那就得耗下去，耗到重庆政府坚持不下去而求和或者投降。

日本政府和军部同时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一时期，连续出现了日本和重庆方面秘密接触进行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要求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日军武装进入越南北部等种种情况，然而，以日本人的性格，但凡能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怎么可能跟重庆政府搞什么“和谈”？

不过，重庆方面老蒋已经决定转守为攻，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抗战时期，歼敌唯一之良机，至今确已到来，自然不会再想着和日本人和谈了。

日军的这一算盘也就落了一场空，“和谈”本来也就只是一个援兵之计罢了，畑俊六对此也不在意，他此时已经在筹划开启新的会战了。

老蒋也试图通过这次反攻，改变中日战局态势，一举掌握战场主动权，国军中不少将领也看得出来，日军此时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已经开始采取攻势防御，打算以局部性进攻来占领某些战略要地及歼灭国军主力。

但是日军兵力分散配置在占领区各地，能机动使用的兵力较少，导致每组织一次大战役，均须从各处调置，这在“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就显露无疑了。

老蒋及国民政府军事高层相信日本国力已进入瓶颈，国内开始产生厌战情绪，因此他们都对这一次反攻都有着不小的信心，老蒋计划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顶住北面，薛岳、陈诚、汤恩伯部趁势进攻武昌、武汉，罗卓英和王耀武则是进攻南昌，新海军配合作战。

林一凡和利刃特战队的任务就是牵制住华东地区的日军战力，而想要牵制住，就得先攻下安庆和六安两城。

但是，安庆和六安作为皖西的两座关键城市，尤其是安庆还作为安徽省会，扼守着南京与武汉之间长江航运的中间地带，也是江淮地区的陆上要冲，日军对其的防守更是严实，因此也有不少人对此很是担忧。

“林总长，鬼子在安庆的驻兵有至少一个联队的步兵，还有大量的炮兵和少数骑兵，我们如果要强攻的话，他们武器精良又据城而守，我军恐怕会死伤惨重，您对此有什么好的计划了吗？”一个师长率先问道。

话音一落，不等林一凡回答，立刻又有一个师长问道：

“林总长，安庆的战略位置在华东尤为重要，收复安庆是很关键的，但六安咱们真的一定要打吗？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足，之后还要在第九战区发起攻势之后负责牵制华东的鬼子兵力，攻打六安只会让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罢了，得不偿失啊。”

林一凡认真地听着他们的质疑，然后正色回应道：“我明白诸位的担忧，对于进攻计划我已经思考过了，而对于攻打该不该攻打六安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很必要的。

六安是一座我方渗透得很好的城市，里面有很多可以用的内应，无论是军统人员，还是里面的地头蛇。而安庆则是我们几乎陌生的地方，贸然发起进攻只会遭到鬼子的激烈反击。

还有一点就是，六安比之于安庆更好攻打的同时，它的战略位置也是不容忽视的，六安毗邻合肥，咱们在进攻六安市时就直接威胁到合肥了，鬼子必然会紧急调集兵力加强合肥的防守力量，这时咱们便可以突然调转枪口去打安庆，声东击西，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迅速夺取安庆！”

林一凡说完后，在座的几个师长和军长便不住地点头了，他们都觉得林一凡的这番分析很有道理，这个行动是可行的，其中一个军长急不可耐地问道：“林总长，快说说你的计划啊！”

林一凡目光沉稳地扫了一圈作战指挥室中的众人，沉声说出了早就想好的详细作战计划：

“我打算率先带着利刃特战队潜入六安开始前期行动，发动群众和城内的有心抗日的大户和帮派，把六安城内的各方力量和动员起来，为战略目标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主力军队就现在外待命，时机一成熟，我就会立即发出信号，届时主力再发起进攻即可。

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无论是对于我军补充弹药，还是攻城，都有很大帮助。”

林一凡没有明说的就是，他还计划去亲自策动一下飞龙寨的赵日天带着手下近干土匪们“投降”日军，披一披二鬼子皮，进到城中成为他的内应，一方面是可以补充弹药装备，另一方面对于攻城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并不是孤例，日军一直十分注意招降山区的土匪，甚至这样的传统，在东北的时候，便开始了。而那些被招降的土匪，相当一部分，也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对日寇进行反击。

其中最著名，也几乎是最早做出表率的，就得是东北的老北风了。

1931年10月，日寇派人去劝降土匪“老北风”，提出让“老北风”当旅长。“老北风”一听，当即同意“投靠”日寇，约定在11月初率部“献降”。趁着“献降”仪式，“老北风”率部奇袭日寇指挥部，一连击毙了15名日寇。

“老北风”原名为张海天，辽宁台安人，出生在1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的张海天就成了劣绅家的“放猪娃”，只为换取1顿饱饭。但劣绅残暴不仁，虐待家中的工人，张海天更是常常受到鞭打。

他每天睡在猪圈旁，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受尽了劣绅的剥削、折磨。最终，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他偷偷离开了劣绅家，选择上山投靠了土匪。

就此那个任人欺辱的毛头小子张海天“不见了”，世上多了1个义匪“老北风”，他率部劫富济贫。到了二三十年代，只要在台安一带提到“老北风”的名号，就可以畅通无阻。老百姓听到这3个字，各个欢欣鼓舞、钦佩无比。

1931年9月，日寇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疯狂入侵我东三省。日寇进犯台安后，听说了“老北风”在台安的影响力，派汉奸前来劝降“老北风”。

当时，汉奸对“老北风”说：“只要你肯率部来投，可以给你个旅长当当，让你后半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老北风”看着汉奸丑恶的嘴脸，恨不得生扒了汉奸的皮，可为了抗日大局，他却选择忍住了怒火。“老北风”假装热情招待，将汉奸留了下来，和抗日志士黄显声等人取得联系。黄显声提议：“您不如将计就计，率部诈降，趁机偷袭日寇。”

“老北风”觉得此计可行，立即回复汉奸：“我同意与你们合作，马上集合部队，率部献降。”11月3日，到了双方约定好的“献降”时间，日寇军官在指挥部内焦急等待。“老北风”所部荷枪实弹，通过了几道日伪军岗哨，靠近了日寇指挥部。

进入日寇指挥部后，汉奸跑来迎接，喊：“长官已经在等着你们了，快请进，快请进。”“老北风”当即高喊：“弟兄们，跟我冲，杀尽日寇。”土匪们掏出大刀、长枪，一鼓作气冲入日寇指挥部内，一连击毙了15名顽抗的日寇。

本来洋洋得意的日寇军官，此时已经吓得脸色煞白，竟然选择跪地乞饶。“老北风”所部押着十几名日俘，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迅速撤离出去。后来，“老北风”一声令下，将这十几名俘虏全部活埋了。

“老北风”的义举传遍东三省，他随即被任命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路军司令，有志青年纷纷来投。在张海天的带领下，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路军迅速扩充到7000多人，成为东北1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林一凡自然也是想再用一次计策，巧夺六安城。毕竟，城内的其他势力能力还不够大，若是有赵日天在城内，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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