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李氏被问罪和查抄的消息落了地，而昨天还门庭若市的李氏祖宅，变得门庭冷落。其祖宅所在区域自昨天起，已然被士兵牢牢把守、禁止闲人进入，侦骑在冰寒的城池内更是不断呼啸而过。

成纪城内内的官宦士民、各大世家探子心头凛然的同时，纷纷以最快速度的将消息送给上司、派系首领、家主、亲朋故旧。而普通老百姓知道李氏富可敌国，当他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开始谈论朝廷将从李氏抄检多少钱财、房产、田地，又将如何分配，甚至有人考虑着自己能否从中分到一块良田。

天水太守温彦弘、天水长史于志宁奉杨集之命，将成纪县大小官吏调来，协同侯莫陈yì和独孤怀恩等人清点、核验李氏府库里的田契、地契、金银珠宝、古董字画。

金城太守房恭懿和金城主薄欧阳询、枹罕太守兼总管张寿、会宁太守郭绚、临洮太守周法明、陇西太守刘长恭、汉阳太守杨玄奖等等官员也已离开，他们也要返回属地，清查治下的李氏府邸、别苑、庄园、店铺……

独孤怀恩步入正厅，向杨集行礼道：“启禀大王，卑职等人按照您的吩咐，查封了李氏府邸，而黎公李威等人很是配合，将所有账薄都拿了出来。但是有的事情过于久远、有的产业不在天水，卑职等人还需进一步详查。”

“慢慢来，用不着着急！”杨集点了点头，向独孤怀恩问道：“天水郡各县各级官员之中，定然有李氏之人，而且他们定然一起犯过事，对此，李威怎么说？”

“回禀大王！”独孤怀恩拱手道：“据李公交待，涉案人员不仅仅只有李氏一族、天水郡各县官员，郡内的中小世家都聚集在李氏麾下，一道行不法之事。接下来怎么做，还请大王示下。”

这就体现出侯莫陈yì和独孤怀恩之间的区别了，前者被富贵荣华、立功晋升迷失了双眼，只会一味的蛮干；就算是遇到困难，他也要自己解决，企图向杨集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价值，然而至今，干不出个名堂来。而后者遇到问题之时，总是在第一时间向杨集请示，为的就是留下一个好印象，同时也是防止自己犯罪。

“让温太守和于长史配合，务必将人犯抓捕归案，绝不能放过一个害群之马。”事到如今，杨集相信温彦弘、于志宁哪怕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为了将亡的李氏赌上自己一族。

独孤怀恩应了一声，又从衣袖里取出一封信，上前呈给杨集：“大王，这是宇文少卿刚刚发来急报。”

杨集抽出笺纸，翻阅了一遍，说道：“郇王、赵太守已经让人把三支商队的首领和货物带回大兴城了；李浑和李圆通等人也被打入洛阳城的天牢之中。此外，圣人令太子与令伯入关侦办此案。”

他已经猜出了杨广的用意，杨广的意思就是让独孤顺接下此案，使其与李氏等门阀斗起来；而独孤顺作为大隋王朝的刑部侍郎，他没有任何理由避开此案；再加上有挂名的杨昭的监视，根本就不敢弄虚作假。

即便是没有这些因素，独孤顺也会受到刑部尚书的诱惑，尽心尽力办案。

除非独孤顺想得罪杨广、不想当刑部尚书；但是，这可能吗？

独孤怀恩机敏多智，仅仅只是想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杨广针对独孤家而设下的阳谋，然而他也知道伯父、父亲等长辈根本无法拒绝李圆通空出来的刑部尚书之职。他默然半晌，拱手询问道：“不知卑职等人应当如何做？”

“你们听命于太子、独孤侍郎即可。”杨集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此间，且由你和侯莫陈yì负责了，我明天就回京。”

独孤怀恩愣了一下，犹豫着问道：“大王不去张掖？”

“用不着！”杨集是来办案的，而不是去张掖当凉州牧，虽然去一趟也没关系，但是没必要、没必要惹来麻烦。

于他而言，杨广的信任是杨广的事儿；而他作为臣子，那就必须拥有臣子的自觉。杨集当了这么久的官，始终谨守臣子之礼，从来没有因为杨广的信任而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至于嬉戏、玩笑什么的，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节。唯有坚守此道，方能长长久久，若不然，眼下的辉煌就如一现的昙花。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处世原则、为臣之道很不自由，但是从古至今、乃至于千年以后，世间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便是皇帝也会受到道德、民心等等因素限制着。而后世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自己完全自由、之所以觉得“我的人生我能做主”，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触犯律法和道德的底限；如果违法犯罪，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一样。

杨集认为他的处事原因和遵守律法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自己遵纪守法，律法就会成为自己坚不可摧的坚盾，反之，则要承担律法的冷酷无情。更何况杨广在很多时候都要“遵守和执行”他定下的规则和意志，所以杨集的小日子过得比杨广还要潇洒；

只要他没有逾越臣子之礼、没有违法乱矩，那么皇帝的雷霆之怒，以及律法屠刀就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而他在高高在上的同时，还能以杨广和律法为武器，推广利民利国之策、荡平世间不平事。

另外一个不能去张掖的原因，就是杨集了解杨广的为人，杨广对待敌人是很强硬霸道、残酷无情，可是面对他所认为的“自己人”之时，往往狠不下心肠来；要是再有人在他面前哭诉一番，耳朵一下子就软了。

为了防止杨广为谗言所惑、感情用事，白白错过扩大战果的机会，杨集绝不能离开京城太久。他必须尽快回洛阳和杨广商量对策，借着清除陇西李氏势力的契机、拿下那些明知对方有罪却拿不出罪证的朝臣。

唯有如此，才利于大隋王朝的长治久安。

然而杨集所不知道的是，杨广也是这么看他的。

杨广也认为杨集重感情、意气用事，比如说在幽州大开杀戒，那就是意气用事、急功近利的最好案例。

况且他的北巡队伍就在并州，又不远；如果先杨集吱一声，交给朝廷来办，哪用得着受那一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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