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绝不能提前暴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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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外界，《辽东书》编成和方孝孺归来，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毕竟作为儒家叛徒，当年他可是喷过很多人的。

至今，‘脱了裤子再说话’还广为流传。

当初他为了帮朝廷稳定人心留在朝鲜王国，中原的儒生可没少嘲讽。

什么被吓跑了，什么中原再无其容身之地云云。

方学在朝鲜取代理学成为显学，依然没有引起儒生们的重视。

方孝孺这个叛徒被撵出中原，却在朝鲜成为文宗，岂不正说明朝鲜乃蛮夷小国学艺不精吗。

逻辑直接闭环了。

现在这个叛徒竟然还敢回来，还带着几百徒子徒孙，简直太猖狂了。

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方孝孺建了一座书院，还取名叫伊洛书院，更是愤怒。

这简直就是挑衅。

很多人都在摩拳擦掌，准备给他迎头痛击。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最积极的是年轻一辈的儒生。

年龄稍微大一点，经历过当年方孝孺嘴炮洗礼的老人们。

都只是躲在后面喊喊口号，没有几个真正愿意往前冲的。

只是方孝孺根本就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从辽东回来先去朝廷复命，然后就去了陈景恪家里，说是要交流学问。

给那些儒生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去陈景恪家门口闹事儿啊。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针对方孝孺。

找不到你本人，还不能去你的书院？

把伱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摘了，看你能不能沉得住气。

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匾额还摘不得。

因为那踏酿的是老朱的亲自题字。

老朱的凶名自不用多说，现在别说摘匾额，连找书院麻烦都不敢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们也只能在口头上对方孝孺进行打击。

很多人开始写文章进行指指点点，比如把他之前的文章拿出来进行批判。

还有就是《辽东书》，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

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配写史书？

作为一部正史，朝廷自然是很重视《辽东书》的。

毕竟，这是华夏大融合的一次尝试，其经验对朝廷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一次能成功，那以后大可以用相似的手法，来为大融合创造理论基础。

正因为重视，朝廷更不希望这部书出问题。

为了防止里面有什么违禁的内容，必须要让人进行全方位审核。

这个工作自然落在了翰林院的头上。

而翰林院最多的就是儒生。

他们可不管朝廷的什么计划，对这部史书展开了全方位批判。

什么史料不详，什么杜撰内容过多……最大的问题还是主体思想上。

史书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

首先是先秦时期，那时候的史官是世袭的，记载内容的真实与否关系着家族荣耀。

要是哪个史官敢胡编乱造，会被整个圈子鄙视，国君也不会用你。

子子孙孙都会背负骂名。

所以，当时的史官记史的标准是真实，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

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胡编乱造。

最著名的莫过于齐国的太史兄弟了，为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先后赴死。

维护了史官的尊严，同时也维护了家族的荣耀。

等到秦朝大一统之后，史官这个群体被废，史书的编写就变得很私人了。

《史记》、《汉书》都是私人编写，里面难免掺杂了大量的个人喜好。

《史记》是个人特色最鲜明的一部史书。

《汉书》也是私人编写，只是‘主旋律’的气息就比较浓烈了。

但直到这会儿，史书的编写标准依然是尽量符合真实。

后来朝廷也渐渐注意到这一块，开始官方修史。

尤其是为前朝编写史书，成了继任朝代必做的事情。

继任朝代为前朝编写史书，自然会‘有所’删减和侧重。

关键是，史官从世袭变成了临时官僚。

史书编写的好不好，内容真不真都不重要了，皇帝满意才是首要标准。

结果可想而知，真实性方面大打折扣。

方孝孺主持编写的《辽东书》，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

前面说过，内容六分真，三分推测，一分假。

现在这些推测和虚构的内容，自然就成了儒生们攻讦的地方。

而且，方孝孺本身还是个唯物论者。

整本书的风格，基本抛弃了天命观，偏向于人民史观。

比如有天灾了，别的史书会说国主失德。

或者强行和当时发生的某件大事，牵强附会在一起，强行解释称苍天示警。

辽东书就直接说，天灾人祸是正常的，和什么天意没关系。

如果灾害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那是地方豪强掣肘朝廷赈灾，导致受灾严重。

同样的灾害，另外一个君主就做的很好。

可见，天灾虽无法避免，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赈灾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观点上完全是遵照了客观规律去写的。

这种论调，自然不符合现在的主流观点。

因此，那群儒生将这部书批判的体无完肤。

总之一句话，方孝孺也配写史？

这么大的事情，朱标岂能不知道，又是气愤又非常无奈。

不过他不是老朱，并未发脾气。

而是下旨将这部辽东书给收了回来，换了一批自己人去审核。

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已经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

否则儒生们不会只抓着伪造和主旋律进行抨击。

之所以还让人审查，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

皇帝竟然护着这本书，儒生们对此自然极为不满。

纷纷上奏说有问题，必须重新编写。

方孝孺那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必须打倒狠狠批判，要剥夺他的进士身份和所有荣誉。

对此朱标很是头疼。

陈景恪得知此事后，却一点都不担心，提议道：

“元史编写的很仓促，其中多有错漏。”

“既然翰林院的官吏，对写史书这么有心得，就让他们重新修缮一下吧。”

朱标一听，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老朱建立大明之后，为了宣示自己正统的身份，很仓促的就编写了元史。

向天下人宣告元朝统治的结束，现在天下是我大明的。

有盖棺定论的意思。

因此，《元史》的质量是非常差的，有必要重新修缮一下。

于是朱标就下旨，翰林院重新修编元史。

并且还暗示，你们不是说辽东书不行吗，那你们自己编一个看看。

别到时候质量还不如辽东书。

这下那群儒生忍不下了，立即接下了这个活儿。

朱标的耳朵根子这才清净下来。

陈景恪的生活再次恢复了平静。

每天上午在家里和方孝孺谈论唯物学，下午去宫里处理一些政务，顺便给大家上上课。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封八百里加急密信，从淡马锡发出送往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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