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比起开宝时代，雍熙时代在政治氛围上还是要宽松很多的，如果说不让权贵犯法虐民也算“苛政”的话，那么这或许就是刘旸最苛刻的地方了。

还不如世祖皇帝时自在呢！这，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心声了。当然，人考虑一件事往往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纠结于某一点的同时，也往往忽视一些东西。

持此类想法的人，大概就忽略掉了一点，雍熙皇帝处置的权贵、官僚、地主，世祖皇帝碰到了，同样会严刑峻法，甚至搞株连族灭，只不过，要“碰”到才行。

雍熙三年，秋七月，盛夏的尾巴勾出秋老虎，天气还有足有几分炎热的时候，銮驾起行，开始了刘旸皇帝生涯中的第一次正式出巡。

虽然如山堆叠的奏章几乎把刘旸淹没，各地纠察成果也很显著，利好的消息如雪片般呈至洛阳皇城，但刘旸仍旧想着亲自出去走走看看。

当然，这也是在朝政稳定，国家益安的情况下，刘旸才敢动此心思，否则仍不敢擅离京师。

出巡计划定下，对于出巡可能造成的影响，刘旸也是尽可能考虑周全，尽量不给地方添麻烦。

出巡费用，国库只承担正常的官员俸禄，官兵饷银，军辎供应，其余用度开销，悉由少府支出。为此，刘旸直接批了一百万贯钱，当然，在他的计划中，这些钱可不全用作行营所费，而是考虑到对一些贫苦小民的施恩降惠，以及地方清正官员、德义之士的嘉奖等等。

随行人员，刘旸也是务求精简，官兵只有三千大内军，由李继和统帅护驾。由于当初李继和报信的“忠勇”表现，刘旸登基之后，给足了汇报，一跃从大内十六营中脱颖而出，直升为大内军都指挥使，这可是正三品的军职。

李氏兄弟所受恩宠之盛，也由此可知，不过也正因如此，他这个大内军都指挥使注定做不久。

至于随驾臣子，主要有四人，内阁学士王旦，宰臣是都察使韩徽，赵王刘昉，以及才成婚不久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

关于刘文涣的亲事，在京中还一度引发轰动，倒不是婚礼排场有多奢华宏大，也不只是他皇长子的身份，还因为他结亲的对象——常潆，在京中名气很大。

常潆出身自然不是普通人，真要说起来，就得追溯到其曾祖父常思了，那是高祖的从龙之臣、开国元勋，郭威都得呼之为“常叔”的老贵，虽然后来因为贪戾不仁、违法乱制，被世祖皇帝处置了。

但是资历毕竟在那里，又始终维持着与郭氏之间的亲密关系，老常思死后，虽然日渐没落，但郭威在世时，念着早年的一份香火情，也颇多照拂。有才者，还是予以支持提拔，就比如常思之子常炬就曾做到汾州刺史。

至于刘文涣娶的常潆，则是当代常氏家主常琨的嫡女，常琨的官很小，只是个工部员外郎，但常潆则十分不凡，名气比他爹甚至远比他曾祖要大。

首先是长相，此女十分美貌，男子见之，多倾心断魂，据说有一次常潆过西市，面纱脱落，真颜露出，引得街上四车连环相撞。

同时，常潆还很有才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17岁时，女扮男装，在牡丹诗会上一鸣惊人，差点状元孙何都比下去了。

这样一位色艺双绝，名冠京师，又是功臣之后的美人，自然引得京中权贵子弟争献殷勤，想要娶回家，上门求婚者几乎踏破常府门槛，都为其父常琨拒绝。

直到赵贵妃在一次与命妇们闲谈时得知其人，来了兴趣，召之一番观察交谈，心生喜爱，然后就动了召为新妇的心思。堂堂的赵贵妃，给大汉皇长子纳亲，常琨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一番程序过后，常潆成为了刘文涣的正妻。

对于这门婚事，且不提多少京畿豪门子弟、士林才子梦碎，也不说市井之间有多少津津乐道的议论赞叹，至少赵匡义是颇有微词。也曾劝阻赵妃，不要纳常潆，在他看来，这常家父女动机不纯，有经营名声、待价而沽的嫌疑，不是良配。

然而，赵贵妃不听，甚至觉得赵匡义这个叔父手伸得太长了，连刘文涣的婚事都要干预。同时，她看重的也正是常潆那盛大的名气，娶这么个儿媳，也是为刘文涣扬名，面上有光。

另一方面，以常氏为纽带，能够加强与郭氏之间的联系，关键时刻也许就有奇效。

对于赵贵妃暗怀的这点小心思，赵匡义在得悉之后，是差点痛骂其愚蠢，见识庸短。

皇帝可是务实的人，你现在去沽名钓誉，经营虚名，这不是惹陛下不喜吗？

同时，既然都已经想到可以拉拢郭氏，为何不直接求取郭氏之女，绕常氏这个弯子，一个没落的家族，上三代大几十年前的交情，如今能剩几分？郭侗的孙女，固然没有常潆的才色，难道还配不上刘文涣？

可惜，赵贵妃固执己见，赵匡义除了在心中大骂妇人之见外，也毫无办法，除非皇帝否决这门婚事。

可惜，对于此时刘旸从没有在明面上过多表示什么，相反在刘文涣成亲后，常潆之父常琨直接由一个边缘的工部员外郎，升任河北道监察御史。

銮驾一路西行，过长安，下汉中，刘旸的视察十分仔细，定都洛阳的情况下，关西地区就不可能被忽视。

尤其是关中平原，当然不如曾经的沃野千里，但事实上每年的农作物产出依旧不少，在没有朝廷这个庞大的吸血兽趴伏身上的时候，自给自足是绰绰有余，这还是在刨除上缴税赋以及支边的情况下。

到了汉中平原，也是一般，丰富的产出，着实让人欢喜。等进入剑南之后，光景就不是那么好了，虽然距离蜀乱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战争的后遗症依旧严重，疮痍破败之景，不下十年苦功是难以抹平的。

不管是气候环境还是蜀中子民，都还处在一种缓慢的恢复期中，不过，成都平原上还是出现了成片的水稻，金灿灿的季节，这也是过去五六年中蜀中百姓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农时，十分不易。

不过，这是一个好征兆，也意味着剑南道已经恢复正常秩序，走在正确发展的道路上，有这些田，有这些人，有这些稻，终有一日天府之国的盛况还会到来。

多提一句的是，如今蜀中种植水稻，已然以占城稻为主，在这方面，朝廷几十年来还是做了不小的努力进行推广，而大汉南方的水稻产量也逐年攀升，如今大米也和小麦一般成为大汉百姓饭桌上的主食了。

到了成都，刘旸顾不得褒奖李沆、徐士廉、刘廷翰等文武对蜀中恢复的功劳，先拜武侯祠，再拜潘公庙，然后于成都郊外社坛，以告祭蜀乱之中的死难者，无分官军还是叛贼。

同时，刘旸让武德副使林特从蜀中各地找来各行各业的代表，请他们喝酒吃饭，倾听他们的心声，以此判断民情，考察各地方官吏治政之优劣。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刘旸很是大方地向蜀民致歉，言蜀乱是朝廷监管不力，官府施政不善，罔顾了蜀民之苦痛。同时与民立誓，胆敢欺虐良民黎庶之不法勋贵、官员、地主、商贾，必惩之。

不得不说，刘旸弯下身段，一番亲民的操作下来，效果是显著的。至少，随着此事的不断传开，蜀中百姓对朝廷、对皇帝残存的怨气是彻底消解掉了。

他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皇帝与朝廷远在京畿洛阳，对蜀中的监管有些怠误是很正常的，结论：最坏的果然还是剑南的那些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在成都及周边，刘旸足足待了一个多月，显然，这就是他此番出巡的主要目的地。遭遇了严重祸乱的蜀中官民，也需要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抚慰，再没有比躬亲视事更有效的了。

除了考察治政官吏，更重要的是遍访民情，在盐、茶、丝上尤其是重视，这可是蜀中的拳头产业，甚至到南边亲自观摩井盐的生产制作流程，亲切接见盐工，把那些当牛做马的盐工感动得涕泗横流。

原本，刘旸还想再往南，前往黔中、云南去走一遭，结果被臣下们劝住了。黔中、云南虽然归附已久，但终究还是边鄙之所，皇帝亲临，安全是一方面，山高林密的，难保不出现什么意外，再加上气候、疾疫的影响，更不得不防。

刘旸不是听不进劝的人，叹息着按下想法，不过却遣使者传诏，将黔、滇以及吐蕃一部分势力强大的土司召集到成都来，设宴款待他们，一叙“情谊”，同时再度向他们保证，朝廷一定会尊重、保护他们既有之利益，当然他们也需向朝廷贡献出自己的“忠诚”。

经过这么一场“成都大会”，那些土司、头人们很受感动，从雍熙三年起，大汉西南三十余年没有发生大乱，纵有小乱也被官军、土司们迅速扑平了，有些甚至传不到京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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