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春雨不约而至，淅淅沥沥的下了整天，我站在帐中看着外面的雨景，苍茫中才发现草原是如此的柔美，焕发着无穷的生机，仿佛那场大战没有发生一样，积水从山坡上流下，在山坳里汇成小溪，将血迹冲刷得一丝不见，只有那一座座新坟告诉世人，这里曾经埋葬了近千蒙古士兵。

这场仗其实我不想打，但是又不得不打，打，杀戮生灵；不打不足以立威，何况格日也容不得我不打，若是说放弃那么只会导致北方大乱，甚至威胁我们已经占据的地盘。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打了，并且打胜了，格日的死亡，给这次会盟的蒙古各部敲响了警钟，正所谓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其他小的部落纷纷表示愿意支持我，而像敖汉部、喀尔喀部和喀喇沁部这样的大部落则把目光盯向了刚刚覆灭的奈曼部，为了争夺奈曼部的草场以及人口，蒙托和塞桑使尽了浑身的手段。

尤其是蒙托居然要将他仅仅14岁的小女儿嫁给我，当真的可笑，塞桑也不甘示弱，和我大打感情牌，搬出海兰珠来阻止蒙托的企图。联姻是古代寻求政治同盟最好也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此时的我却已经不屑为之了，一方面是家中已经有四个妻子了，再讨老婆且不说能否力不从心，但是感情上也让我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以我的实力也用不着再行这种伎俩。不过也不能便宜了蒙托，并且这是一个接纳蒙古王公贵族的好机会，于是我替阿巴亥答应了将蒙托之女许配给她最小的儿子多铎，算起来那个曾经在努尔哈赤灵前招呼并求我救他母亲的男孩已经也有14岁了吧，不知道他现在被皇太极软禁在哪里。

“先生，你真的决定将格日的奈曼部交给扎木勒么，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草原上势力最大的部落了？”佟养性送过一杯热茶给我，随着春雨下个不停，空气中还有些寒冷，一杯热茶正好可以暖暖身子。

“老佟，算起来咱们在一起也有3年多了吧！”我没有回答佟养性的问题，而是突然提起这个话题，佟养性一顿，随后回答道：

“是啊先生，有三年了。”他也深有感触，这三年对于他来说可谓是波澜壮阔，经历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经历的事情。

“你说蒙古人、女真人、汉人还有朝鲜人有什么却别么？”我接着问道。

“这个，说不上来，说有区别吧，的确是有，可是真要让我说又说不出来。”佟养性不解的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已经四十多岁的他，此刻依旧龙精虎猛（按照历史记载，他这时已经死了，大概是伟哥的原因吧，他活的满健康的），经过多年的练历已经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了，可是有些问题他还是看不透，不光是他看不透，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懂。刚刚的我还在统领蒙古人将另外一些蒙古人送上死亡之路，也曾率领女真人将自己的同胞驱逐的狼狈不堪，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

这可能就要涉及到谁是正统的观念了，当一个族群中的一部分占有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时，对于族群内的其他分子他们或许有一些优越感或者是支配感，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所作的才是正确的，弱者必须服从于强者，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大草原上的法则，游牧民族尤其信奉这个。

这或许才是如此多的人愿意跟随我的原因，因为他们一旦和我结成同盟就体会到了这种优越感，在经济和政治上可以谋得诸多的好处。这个小集体从最初的蒙汉联军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包括蒙、汉、女真、朝鲜的大集合，囊括了几乎整个东北亚地区。从地图上看我的势力范围随着漠南蒙古的归顺一下子到达了山海关，除了盛京沈阳及其周边外，涵盖了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已经长白山、大兴安岭整个辽阔的疆域。这是我从前几乎没有想到的，也不敢想的，然而随着攻克沈阳成为时间的问题后，这一切变为现实了。

是踌躇满志，还是诚惶诚恐，我说不好，尤其是治下涵盖了这么多的民族，让我有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深恐一不小心粉身碎骨。我知道各族都能被我拉拢收降那完全是他们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我就好比是一个火车头带动着他们，一旦有一天这个火车头带不动了，那么各节车厢很有可能出轨。如若真的那样，我所带给天下的，带给华夏民族的就绝对不是灾难那么简单的了。掌握了很多新技术，新知识的这些还不懂得如何控制的人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实在让人难以估计，这时我也体会了历代君王为何有兔死狗烹的想法了，是威胁，危机，潜藏的危机，所以他们才屠戮功臣，为的就是削弱各方势力，将这些危机化解到最小。显然历史证明他们是错的，那样只会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葬送，而直接导致帝国的衰落，或者是后继无人。

至于君主世系制度，那只会将天下变成家天下，成为某一姓氏的天下，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小，人们自觉结成社会契约来调节人们关系的愿望小，显得比较自私，需要有一个超然的绝对公共权力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2000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先塑造一个超然的绝对公共权力（皇权），再由皇权通过严刑峻法来阻止人们之间的争斗。在这种制度下，通过给予皇帝整个社会所能给予最大的享乐、地位和权力来使皇权变得超然，比较公允，再通过对儒学的利用来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同时通过宣扬“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来减轻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欲。中国这种极具特色的皇权专制制度在秦灭六国时得以确立，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得到巩固。随着南宋“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提出及其在元代的完善，在明初通过对其的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应该说它基本上能够满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要求。

但是一切已经变了，那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当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从农村自然经济过渡到城市商品经济时，就会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提出变革的要求，使中国跳出王朝更替的怪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分工水平提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提高，人们就会产生订立社会契约来调节社会关系的愿望。当社会分工到达一定的程度，参加社会分工的各个博弈方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会自发地订立某种社会契约来保证社会分工得以有序进行。

一旦城市商品经济成为主流的社会生产方式，参加社会分工的社会成员就会有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并主动遵守的愿望，为调节社会关系而塑造的一个超然的公共权力（皇权）变得可有可无，相反不受制约的皇权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反而会不断地侵犯工商利益，建立一种对皇权实行限制的制度或是可完全代替它的公共权力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说，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使皇权专制制度不可避免的遭到挑战，是使中国走出王朝更替循环怪圈的不二法门。在朝鲜这一切已经在悄然的进行，甚至他已经影响到中国沿海的一些地方，朝鲜目下政治的开明，以及对工商业的鼓励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向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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