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联邦的土地上尽管是冬天但是却热火朝天，随着大量的粮食运抵各省，今冬将不会出现大批百姓逃荒甚至是饿死的局面，同时我推出了以工代赈的政策，各地都在利用入冬后的这段时间疏通水利，开挖沟渠，为明年的春耕作好准备。

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李岩的建议大量的录用北方的文人进入到政府当中，一直以来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南方人都占据了重要的比例。这一比例随着朱慈烺南迁和崇祯的自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多南方籍的官员不是选择追随皇帝于九泉就是选择跟随朱慈烺到南方发展，北方的官员从前受到排挤，自然不愿意到南方发展，事实上就是他们到了南方也很难被重用。

从我得到的一组数字中就能说明这一切，皇太极率领清军攻入北京时先后有40名官员在崇祯皇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

浙江6

南直隶5

江西2

河南2

山西2

福建1

湖广1

四川1

北直隶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当异族入侵之后所有的幻想破灭，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

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清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满清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皇太极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31

北直隶21

陕西17

山东16

河南15

江西13

山西12

湖广10

浙江9

福建7

四川6

广东3

云南1

广西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

当然没有自尽就不等于选择作皇太极的顺民，除了那些投降的官员以外很多官员隐匿了起来，更多的则是选择逃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我的部下很多人认为这些曾经投降满清的官员既然对大明朝都不忠诚了怎么还会对我们忠诚呢，所以极力的反对录用那些曾经在短暂的大清朝做过几天官的人。

我却不这样看待问题，就参加满清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这不难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清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满清政权的可能性最大。

这完全是中国千年科举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在作怪，很多人辛苦的甚至是大半生才博取功名就这样让他们放弃，确实很难，儒家思想一方面让读书人忠君爱国，另一方面也极大的摧残着文人的心灵，让他们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满清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成为皇太极眼前红人的范文成，竟然以和他同年考中进士作为一种巴结的资本，确实令人不齿。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清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

在这些人当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满清政府的南方人。而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皇太极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清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

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清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皇太极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皇太极的护卫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

十分可耻的是当我军进入北京时这几人又站在了夹道欢迎者的行列，对于这样的人不光是我鄙视就连代善也同样看不起，因此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将这几个人统统的赶出北京并且永远不得录用。在知道事情的缘由后我自然是十分高兴的答应了。于是这四个家伙灰溜溜的逃出了京城，成为人们记忆中永远的污点，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尽管是我很想招募一些有作为的官员，但是很多人仍旧像当初一样隐匿起来。

偏偏这个时候正是我最需要用人的时刻，中央政府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官员补充，这不同于各地方政府，他们可以招募乡绅，也可以从旧有的体系中选拔，而北京则没有选择。正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这个现代人眼中没有古代人迂腐的观念，当然这不等于我不重视道德情操，像秦汧这类的人我就绝对不会录用。在综合考量了李岩的建议以及和袁崇焕等人商议后，我决定贴出招贤榜，榜中列举了我们现有空缺官员的职位一览表，同时要求应聘者按照自己的才能进行应聘。

一开始简直是门庭冷落，没有几个人来应聘，即使有也是那些自不量力如同秦汧一样的谄媚小人，这些人被逐一经过考核轰走后，就再没有其他人来了。

这倒好，还说招纳贤才呢，如今一个人都不来了，我坐在所谓的人才招收处已经两天了，除了最开始上演的闹剧以后，就门可罗雀。整个北方的重建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仅靠山东和辽东两地的官员是绝对不行的，更何况他们不熟悉北京的情况，以及整个政府的运作。在北京开始重建计划之后很多逃难的人都陆续返回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对于重建有很大的兴致，但是对于在我的政府里做官却是不感兴趣。这可把我愁坏了，政府的框架已经搭好可却没有人来参与政治体系重建，这无疑于让我的政府处在一种难堪的境地，也让重建计划推行缓慢。

“不行，老这样等不是办法，我们必须出去找。”我实在是坐不住了，站起了身对坐在身旁的李岩说道，他也觉得处境难堪，当初是他向我信誓旦旦的说很多北方的才俊会来投靠，可是他所说的才俊一个都没有来。

“那我们从何做起？”李岩不解的问道。

“从前明的官员身上做起，这些人能考中进士绝对都不是泛泛之辈，至少智商还是满高的，他们不愿意出来做事一定有很多原因，心里的顾忌也不少，我们就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找，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当然这些人也要考量，不是说做了前明的官就可以做我们的官，具体情况你视时而定吧。总之这人你要给我找回来。”我毫不客气的给李岩下了死命令。

“先生什么是智商啊？”李岩不解的问道，智商这个标准他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智商就是人的智力，也就是看他聪明与否，李岩，你不用灰心丧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好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看着他脸上的茄皮色我也不忍心，于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回答道。

“是的，先生，我一定不会让先生失望。”李岩倍受我的鼓舞，又重新有了信心和斗志。

李岩真的没有让我失望，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前明官员的名单，竟然按着名单挨家挨户的寻找，这其中很多人已经流落他乡了，也有很多人不住在原址了，但是还是被李岩找到了不少，经过他的苦口婆心和真诚感动很多明朝的旧官员答应出来为新政府做事。

当然这些人中也不乏因为诱人的薪水而妥协的，皇太极攻陷北京之初采取了怀柔政策，但是随后因为战争的持续他的口袋里银子一天比一天的少，不得不将脑筋动在那些明朝的旧官员上，那时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北京。而皇太极进城时的收获只有明王朝内外府库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这自然不够支付一场昂贵的战争和制造大量的先进火枪，于是皇太极接受了手下谋士的建议向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费。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清捐款，随着战事的逐渐紧张以及北京的被围困这种罚金也就成了对所有旧明官员的一律政策了，尤其是皇太极接受范文成的意见准备逃跑时，这种惩戒变得越发的严厉。

这使得很多官员倾家荡产，即使在我军入城以后不得不靠救济粮来生活，这些人大多身体柔弱，又不堪劳累，经常是干了几天的活就赖在家中说什么也不再以工代赈了。而对于我贴出的招贤榜，吃过亏的官员中很多人认为那是新政权玩的花招，目的和满清一样榨出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滴油水。

原来是这样，在听了李岩的报告之后我恍然大悟，错就错在招贤榜上没有写薪金待遇，也在于很多人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好了，经过李岩的动员已经有很多人加入到了新政府的行列，开始新的职能，这些人在工作的当月都得到了丰厚的薪金，消息一经传开前来报名的人也多了起来。看来总是要有人先尝试了才会有人跟进。

随着人才招揽的顺利进行，新政府的各项事业已经开始上了轨道，我给官员们的薪水是十分丰厚的，这足以让他们来养家糊口，当然要再像以前仆人丫鬟一大堆是不可能了，一个普通政府职员的薪水以目前的物价来讲绝对可以满足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常所需，要是有人借机贪污，那对不起了，他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先后承办了几起贪污事件之后，这些旧明的官员都开始上路了，没有人敢把念头再动在公家的身上，毕竟思想要一点一点地转变，这些人经过了那么多年封建礼教的熏陶难免有一些不良习好，这个改正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先后出台了多项福利政策，其中就包括免费为政府职员看病这一政策。对政府职员，从北京新政权建立后我就开始宣扬这一政策，所有的官员都是新政权的职员，和他们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做的好可是受到奖励，做的不好自然要罚奉降薪甚至是革职。从此树立一种新的观念，民间不是说“千里做官之为财么！”那好，我就将个人的政绩和收入挂钩，看你还买不买力，于是过年的时候很多官员和政府职员都欣喜的收到了数额不等的大红包，作为对他们这段时间以来辛勤工作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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