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以前，我国并没有固定的常设文学奖项，“茅盾、鲁迅、老舍、曹禺”四大文学奖都是在80年代才设立。

之前只有一些诸如“优秀短篇小说”、“优秀长篇小说”之类的临时评选活动，还是以报刊为主办单位，而且也没有奖金，只有一张奖状。

奖状甚至是邮寄，连颁奖仪式、宣传表彰都没有，评选结果只有评选单位和作者本人知道。

好歹在报刊上公布一下嘛，也没有。

没有设立文学奖的原因也比较简单。

一个是当年的文化普及率太低了！

农村普遍不识字，城里的也大部分不认识字，高小毕业字才认识多少个？却是“高学历”！

这种你让他去搞创作？

那时候如果要评奖，不过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或者干脆拿野草当鲜花，有什么好评的？

另一个原因，自然是时间不凑对。

等到好不容易完成基本扫盲、建立起全民教育体系、有了点文化土壤，上过学的“知识分子”连去厕所都要找张带字的纸，……不是用来擦屁股，是阅读的，这次看完了下次还能接着看呢。

没成想突然来了好大一阵风，作家们都去下地体验生活，这一来自然更不会去搞评奖。

直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

所有正经奖项的设立一定是为了促进某個行业的发展。

因此文学奖的设立，就是为了刺激文学的繁荣、选拔出优秀的作品和作家，同时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此时立国近30年，经过坚持不懈的扫盲和基础教育普及工作，使得认字的人越来越多，中学生平平无奇、大学生也屡见不鲜。

于是便造就了80年文学的极度繁荣。

这个时候搞一个常设文学奖出来，正当其时，也很有必要。

回到招待所，何青生将外套挂在衣服架子上，忍不住抹了把汗。

江南冬天也冷，体感温度甚至比京城还冷，却没有暖气，屋里屋外穿的衣服都多。

如果不烤火的话，在屋里的时候裹得还更多，因为人不动就不会产生热量，外出活动时还暖和些。

京城就不一样，屋子里都有暖气，进门先脱衣服，要不然就跟他现在一样，才爬了两层楼就满头大汗。

脱掉棉袄，何青生拿起自己的毛巾丢到脸盆里，倒了一点热水，拧干毛巾搓了把脸，呼出一口长气，这才转头看向陈凡，笑道，“等这个奖项设立，第一批获奖人一定有你，如果是个人奖，也肯定是你的囊中之物。”

陈凡此时正蹲在地上掀开行李箱，扎着脑袋说道，“不一定哦，谁让这个建议是我提的呢，为了避嫌也要选别人呐。”

何青生摇摇头，“一码归一码，好的建议就应该被采纳，好的作品就应该被评奖，否则不公正的奖办了也没意义。”

他搓好毛巾拧干，将脸盆里的水倒进污水桶，再将毛巾晾好，转过身说道，“区别只在于，是选陈凡的《芦苇荡》，还是选晨东的《摆渡人》，又或者是土豆的《旧事》、番茄的《大海》……”

陈凡关好行李箱，转过身举起双手，“求放过。”

何青生突然眼睛发亮，“这个是《云湖恋》？”

陈凡将手里厚厚的手稿递过去，“写了好久的，昨天晚上才定稿，您给看看。”

他转身去倒茶，头也不回地说道，“反正就这样了，您要么直发，要么找人修改，我是不改了，累。”

确实挺累的。

先写了32万字，黄莺她们6个人一起，都誊抄了半个月。

后来和丽丽在一起之后，他心有感悟，在里面又加了四万多字大家都不爱看的细节描写，对情节影响不大，倒是能提升一下艺术感，绝不是为了多赚点稿费。

养家不易啊。

何青生嗯嗯了两声，走到沙发椅上坐着就不抬头了。

陈凡见状也不打扰他，取过棉袄便悄悄出门。

……

先去布店买了一捆拉力极强的布带绳，又扯了几十尺最便宜的的确良布，

对，这时候的确良布确实是最便宜的，哪怕不是，也是最便宜的布之一，一尺只要两毛四分钱，还不要票。

贵的是的确良衬衫，一件要10块到15块不等，属实离谱。

而精纺棉布要五六毛钱一尺，做成衬衫却只要7、8块钱，虽说要票，可这个定价也确实有点迷。

扯了布之后，陈凡问了一下售货员，到不远处的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一家缝纫店。

这种私人裁缝店很多，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除了风最大的那两年，其他时候基本上没人管，比卖包子还自由。

一般是附近裁缝手艺最好的某个人，名声传开以后，街坊邻居都找上门请人做衣服，人家也就是一件衣服收个两三块钱的手工费，算是赚点辛苦钱。

陈凡不用老板动手，给了她一块钱，借了缝纫机，随即将新买的的确良布摊在裁板上，拿起剪刀便咔嚓嚓。

裁缝大妈看着眼睛皮直跳，“小伙子，你这是要做什么呢？”

陈凡笑了笑，“做几个伞面。”

大妈眼睛狂眨，“那你这伞够大的！”

不一会儿，她见陈凡裁了好多布条，不禁问道，“你要做几把伞啊？”

陈凡，“也不多，五六把吧。”

大妈赶紧说道，“我这儿只有一台缝纫机，不过谁谁谁家还有，要不，我给你拿过去缝？一个伞面只要五毛钱。”

陈凡想了想，“也行。”

他又掏了一块钱，“那您帮我缝两个。”

大妈正想多要一两个，便看见陈凡拿着布片坐到缝纫机前，哗啦啦一阵踩，眨眼间就缝好两条边，吓得转身就跑，生怕晚了赶不上趟。

一个小时不到，两只简易降落伞便做好。大的一只是四个伞面串连，小的只有两个，伞面直径约两米八，比后世的太阳伞还大，边角用化纤布条相连，承重量绝对够用。

回头大的自己用，小的挂行李箱。

反正是应急用的，应该也够了。

随后陈凡又用剩下的布料做了两个降落伞包，有了这个东西，他就不怕坐飞机啦！

这东西对普通人基本没用，但在他手里就是逃生利器，只要不运气太差掉进火山洞里，其他地方都能安全着地。

可内地有活火山么？

没错，他就是这么的贪生怕死，还贪图享受，咋地吧！

心情愉快地吹着口哨、提着降落伞包回到招待所，刚到房间门口，便看见巴金坐在何青生旁边，一人捧着一叠稿纸在看。

听到动静，两人齐齐抬起头来。

巴老扬了扬手里的书稿，故意板着脸说道，“在上海的时候你还藏着，不地道啊。”

不地道在成都话里是不厚道的意思，他竟然又飙出来家乡话。

陈凡却一点都不虚，将两个伞包丢到行李箱上，理直气壮地说道，“那时候又没完稿，当然不好拿出来给您看啊。”

“屁。”

巴老没好气地甩了个脏话，随即没好气地笑骂道，“这本手稿的字迹明显不是伱的，还敢说没定稿，没定稿的你让人给你誊抄？”

陈凡心里咯噔一下，糟糕，忘了有破绽。

随即眼珠微转，干咳一声，“您再翻一翻，里面还有我的笔迹，那都是后来我修改了加进去的。”

不用巴老动手，何青生翻到后面，果然发现有不少夹页。

巴老一看，也不吭声了。

他抬起头看向陈凡，“这次饶过你一回，下次再有新书稿，先给我看看，我来给你把关。”

陈凡憨厚地笑了笑，“确实还有一本，……”

话刚出口，何青生便猛地抬头看着他。

陈凡嘴角微抽，对着他说道，“您不用看我，这本写的是与上海有关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在上海发表，或者直接发书更合适。”

何青生一听，继续低头看书。

倒是巴老兴趣更大了一些，好奇地看着他，“你是说地下工作者？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题材？”

陈凡打了个手势，点头说道，“从5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的反特作品出现，其中还有不少是小人书连环画。

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突然想到，我们也有一批为了革命和理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长期以来，都没有太多人关注到他们，所以就萌生了创作这个题材的想法。”

我国谍战类的作品有很多，但长期以来都是以“反特”作为核心，以我们自己人为第一视角的，第一个是80年央台拍摄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

这部9集电视剧，也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

不过陈凡没有抄这部电视剧的故事，后世的谍战作品层出不穷，质量上乘的也不少，而上海当时作为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城市，鱼龙混杂、势力交错，自然成了最活跃的情报中心。

故事便是以一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一名公司小老板，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当然，主要对手还是中统，积极开展工作，为组织获得大量情报、为抗战和解放做出重大贡献的故事。

其中以各方势力为反面角色，突出我方人员的正面形象，又通过正面人物的作用，突出主角任务小组的重要性，再经过一系列的人物塑造和任务执行，突出了主角的英勇机智与大无畏精神。

完美契合三突出原则。

过去十年的桎梏依然影响着全国各地文艺创作者，文学、电影的创作都还遵循这一原则，要到80年以后才稍有放松，直到“伤文”大行其道，才将这一创作原则摧毁。

这时候连“伤文”都还没出来，更别说横行，陈凡可不敢步子迈得太大，还是套着公式去创作更安全。

不仅《上海谍影》这部小说如此，《云湖恋》也是一样。

新旧思想的碰撞、国事家事的矛盾、正反面人物的交锋，都被融入其中，……要不然他哪能写三十多万字，这些都要拿故事去填的！

听到陈凡的话，巴老缓缓点头，忽然问出一个问题，“那你写的应该是偏向通俗小说？”

这话一出，正在看稿的何青生也猛地抬起头。

陈凡微微一愣，他差点忘了，巴老一直都是严肃文学的坚定支持者，不过倒是对通俗文学不排斥罢了。

严肃文学的核心特征是对人类经验和存在的深入思考。

也就是说，一部严肃文学作品，需要以写实、荒诞、意识流和后现代的写法为表达方式，通过文学形式来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最常见的是描写人物的内心矛盾、情感挣扎以及生活的困境，来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总而言之，就是要“有意义”。

而这个时候文学界的主流，对通俗文学的态度是“排斥”、甚至“看不起”，许多文人都认为通俗文学就是消遣文化，没有过多的精神内涵，也不值得去反复品读。……就和后来爬上台子的通俗文学家、瞧不起网络文学如出一辙。

鄙视链代代相传、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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