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虽然铁腕反腐，但实际上，由于权力的制约不够，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郭恒案的爆发，便是明证。

官员们如果真的清廉，也不会爆发那样的大案。

哪怕老朱杀得血流成河，也阻止不了官员蠢蠢欲动的心。

究其根源，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官员行使权力缺少前置的约束，而只有事后的惩罚。

就好像放了一堆黄金在那里，却不派人严加看守。

而是时不时的派人过来检查一下，看看黄金是不是少了，是不是被人偷走了。

然后去追查是谁偷了黄金，查到了就杀头。

反之，如果没有查到，那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这样做的结果是黄金不断被偷，盗贼也不断被杀头。

可前一批盗贼光杀掉，马上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盗贼。

根本杀不完。

官员的权利不受约束的行使，就必然造成这样的后果。

靠杀戮，靠事后惩罚，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远远不够。

真正有用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将其权力限制起来。

比如说，让户部管朝廷的收支，又管国库，这就是给户部监守自盗机会。

唯有将其分开，才能进行有效的监管。

正如后世的公司都知道，会计和出纳，不能是同一个人。

否则，不管怎么监管都会形同虚设。

朱允熥决心扭转这一状况，成立大明税务司，将征收商税的权力从地方收到中央，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措施。

在此之前，商税的弊端主要有两条。

其一是重复征税。

因为征收商税，是由地方官府来收的。

一名商人，从金陵城运一批货物去北平，他可能每经过一个地方，就需要交一次税。

表面上看，三十税一的税率很低，但如果要收三十次呢？

那税率就高得离谱了。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如今的大明，屡见不鲜。

即令商人拿着官府刊发的交过税的凭证，另一个地方的官府也不认。

重复交税在此时的大明是非常普遍的，商人们甚至都习以为常了。

其次是很多权贵的家奴们，帮权贵家经商，他们根本不交税。

各地官府都闭着眼睛，只当没看见。

大明税务司的成立，正是为了解决这两点，不征税和重复征税的问题。

从权贵豪绅手里收税，从地方官府手中夺过征税权。

这与大明银行，大明日报不一样。

后两者占据的是原来的空白地带，基本不损害任何既得利益者。

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自然也容易实行。

可大明税务司不同。

正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税务司一边“抢钱”，一边“夺权”！

可想而知，其必将面对腥风血雨。

当然，对于这一点，刚刚获得主管税务司之权的朱高炽是浑然无觉的。

熊孩子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没事都能上房揭瓦，何况如今大权在手。

至于锦衣卫，他们本来就是做脏活的，自然也不会在意。

当然，朱允熥只是暂时借用锦衣卫来立威。

未来的税务司，还是要筹建自己的人马。

朱高煦和蒋瓛可以帮着抓人，杀人立威，但更多具体细致的业务工作，却需要其他有能力的官员去做。

第二日，大明日报上刊登了朝廷决定成立大明税务司，将征收商税之权从地方官府收归税务司的决定。

当然，大明朝太大了，税务司的分部和相应机构，还没有铺设到整个大明。

目前所管的范围，仍只有金陵城及其郊区。

后面才会慢慢扩张到整个大明。

一大早，新成立的税务司总部，太孙朱允熥亲自前来参加税务司成立的典礼。

待到仪式结束后，税务司大堂内，朱允熥令人搬出了厚厚的两箱文书。

“这是本宫过去几个月内，收集到的与征收商税有关的犯罪线索。”

“其中既有商人偷税漏税，地方税吏纵容包庇不法商人，也有税吏欺压良善商人，胡乱加征税收之事。”

“如今大明税务司已然成立，你们就按这里面提供的线索，顺滕摸瓜，调查官吏不法，以及商人偷税漏税之事。”

这当然都是姚广孝的探听司的功劳。

商人们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

相反，很多人都喜欢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四处宣扬。

探听司如今的规模已不算小了，不费什么力气，就搜集到了许多消息。

不过，打探到的情报，只能说是线索，并不是确凿的证据。

然而，有了这些线索，税务司查起来自然是事半功倍。

自决定变征商税之后，朱允熥一直引而不发，收集这些线索，也是原因之一。

税务司既要从地方官府手中夺权，又要打击背后有人保护撑腰的大商人，不动则已，一动就必须以雷霆之势。

那些人是绝不可能乖乖听话的。

公开与朝廷对抗，他们倒也不敢。

可不公开对抗，也不等于没有办法。

有时候，软对抗往往比硬对抗更令人头痛。

毕竟，事情还要他们去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是自古历来的传统。

按常理来说，税务司成立后，最简单快捷的方法，是将地方官府衙门的负责征收商税的税吏直接转到税务司麾下，从此不再归地方官府衙门管辖，而是由税务司直辖。

这样能以最快的速度接手商税。

这也是素来通行的办法。

哪怕后世社会，基本也都是这样做的。

但朱允熥思考再三，决定干脆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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