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商税改由税务司征收,地方官府本来就有追查田租税赋的权力。
对于不交税赋田租的,通常会进行锁拿,戴枷示众,严重的甚至会坐酱缸。
所谓的坐酱缸,即将人绑起来,塞进酿造酱油的缸里面。
在缸中放入大粪,再将人头按进满是大粪的酱缸里面,活活淹死。
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
一般的处罚,主要还是戴枷示众。
几十斤重枷,戴几天几夜,其间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活活戴枷而死的人,亦不在少数。
说起来,整个封建时代都讲究慎刑少刑。
一般犯了死刑的罪犯,都要等秋后处斩。
名义上还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批准才行。
虽然实际上皇帝可能根本不会看案卷,随手就批了,但程序上却是卡得很死,以此体现朝廷对死刑的慎重。
体现儒家的“仁义”治国!
但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犯人往往在牢中关几天,就因各种原因而死。
又或者只是用了一点刑,伤口感染,很快就死了。
类似于戴枷这样的刑,只要戴一天以上,死亡率还挺高的。
若是赶上大太阳,高温天气,犯人不能喝水,可能戴几个小时,便中暑而亡。
特别冷的冬天也一样。
反过来,若是天气状况好,不冷也不热,那戴一天再放掉,人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看起来相同的刑罚,实际效果却大不一样。
当然,坐酱缸这是死刑,而且还是死刑中的重刑。
但它广泛用于惩罚不交田租赋税的百姓,征收税赋的官员,还不需要经过上堂审判,签字画押,报朝廷批准,便能当场对百姓进行直接处决。
地方官府正是运用这些刑罚威慑百姓。
官府每年用刑罚杀死的百姓,可比正式上报朝廷的秋后处决要多几十倍都不止。
报朝廷秋后处决犯人,更多的是儒家治国的牌坊,以此来标榜仁义。
官员们真正要杀某个百姓,根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
只要人抓进了监狱,就有一万种方法将其弄死。
实际上,就以这个时代监狱的恶劣条件,都不用有心人去陷害,正常关进去几个月还不死,绝对是体质异于常人了。
苏州府特意上报,说明避税逃税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规模的。
苏州府的官员担心刑罚太重,处死的人太多,引发民间公愤,造成动荡,才禀报朝廷,想要朝廷授他们“尚方宝剑”。
如此,官员们才可无所顾忌的行事。
朱允熥皱眉道:“你对此事怎么看?”
杨士奇思索片刻,道:“将钱粮存入粮食署和大明银行,以此来避税逃税,委实可恨。但此事既已在苏州蔚然成风,若大肆追查,只恐牵连太广,朝廷给苏州府授权,还需谨慎。”
平时没有朝廷的命令,地方官胆大妄为,肆意欺压百姓的,尚且不在少数。
若真给他们随意行事的许可,恐怕苏州府又要掀起一场大狱了。
不知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
官员的禀报中,直接要求朝廷先行调兵,以防有变,就足以说明问题。
夏原吉却道:“此事只在苏州地区盛行,说到底,还是苏州的税赋委实太重。”
“国朝初立时,苏杭乃是天下最繁华的地区,中原大地,则大多皆民生凋敝。”
“天下赋税,只能倚仗苏杭地区。”
“故而朝廷给苏州定下了极高的税赋。”
“当时确有其合理之处。”
“私以为时至今日,已成弊政。”
“而今国库充盈,可减去苏州税赋,使其经济重新繁荣。”
“否则,只恐苏杭之地,便始终难振了。”
“太孙殿下不妨革新旧制,给苏州降税减税,苏州百姓必感激不尽。”
“苏州亦可重现往日之风采。”
杨士奇摇头,道:“苏州确实应该减税降税,重新厘定税赋。”
“但却不是眼下这个当口。”
“如今苏州避税逃税之风,越刮越盛,若是朝廷在此时给苏州减税降税,则无异于向他们让步。”
“他们会以为,是自己的斗争,迫使朝廷退让,这将带来极不好的先例。”
“其他地方,也可能效仿苏州。”
“那时朝廷又该如何处置?”
“此风绝不可长!”
朱允熥笑道:“那依你的意思,既不能严厉追查,也不能退让,又该如何处理呢?”
杨士奇拱手道:“苏州府的欠税,以及避税逃税,并非今年才有,仍如往年一般处理即可。”
“官面上可由户部寄出公文,催促苏州府严厉追税查税。”
“这是显示朝廷绝不向避税逃税等行为让步。”
“我再以私人名义给苏州府知府写一封信,告诉他只要收取到与去年相当的田租税赋即可,适可而止,不必太大动干戈。”
“如此,今年便可平稳渡过。”
朱允熥端起书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笑道:“你这是裱糊匠的做法,得过且过了。”
话虽这般说,语气却是十分和缓,并无生气之意。
朱允熥心里很清楚,治理国家,很多时候,还真就是裱糊,和百姓过日子一样,缝缝补补,得过且过。
很多事情,就不能太认真,太死板。
若不是他秉政以后,疯狂给大明点科技树,开银行,办报纸,改商税,使得朝廷的收入大增。
否则,朝廷每年的预算开支,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过日子嘛,手头紧,没钱需要东挪西借才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
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
政府的财力,看起来很雄厚,真用起来,就不可能有什么剩余。
可即使这样,收不上来的赋税钱粮,也不能太过强求。
老朱是非常认死理的人,但苏州府的税赋拖欠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老朱虽然年年下旨要苏州府严厉追查欠税,加大征税力度,打击避税逃税,可苏州府的田租赋税,却还是一直欠着。
老朱清楚其中的原因,知道严厉也要适可而止。
差不多能过关,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这才有了苏州府历年积欠赋税之事。
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朝廷的老大难。
户部每年都对此头痛不已。
只不过,今年的情况,有点特殊。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开放经商后,苏州府靠此赚了不少钱的,大有人在。
再加上又是丰收的年景。
地方官吏本以为今年完成朝廷的税赋任务不难。
不料,却由于大明银行和粮食署的设立,让苏州府的人,找到了藏粮藏钱的办法,避税逃税之风,反而远超往年。
故而才有了苏州府官员上书朝廷之事,他们是非要严惩不可了!
杨士奇道:“根本之法,还是再量天下田地,重新厘定田租税赋。”
“从今年开始量,有七八个月时间,便可全部量好。到明年秋收,田租税赋即能重定,苏州的赋税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至于历年的积欠,我的建议是在新的税赋实行后,直接免掉,不再追查,以此显示朝廷的恩德。”
夏原吉道:“重新量天下田地确有必要。但一地重新量过之后,若所得的结果是减免税赋则还好,若是要加税,只怕激起的事端,也会不少。”
田租赋税征收不均,就意味着有人交了重税,也有人长期只交很少的税。
少交税的既得利益群体肯定是不愿意大家都交一样的。
这就好比后世的高考,受益的地区,肯定不愿意按统一分数线或者相同的比率录取。
谁会愿意将到手的利益吐出来呢?
朱允熥沉吟道:“赋税田租怎么定,可以先不提,先丈量天下田地再说。”
“另外,这次量田地,不要向外透露朝廷要重定赋税田租的消息,只是做摸底。”
“不仅仅要统计田地,还要连同荒地,山地,林地,城镇,道路用地,建筑占地,乃至江河湖泊,都要统计。”
“此外,再让官员上报哪些荒地是可以开垦的,哪些是不能的,趁着丈量土地的功夫,都做好规划。”
“这件事你们两个一起负责。”
一锤定音。
杨士奇和夏原吉当即领命。
朱允熥又道:“没有其他事的话,你们就先下去吧。”
杨士奇和夏原吉对望了一眼,眼神似乎有些古怪。
最终,杨士奇站起身来,弯腰一拜,拱手道:“今年春天,方孝孺在白鹿书院讲圣人之道,时至今日,已有追随者无数。”
“但方孝孺所讲,多有离经叛道之语,故而朝野反对批评之声四起。”
“近日,先后有御史言官上奏朝廷,言方孝孺擅改圣人之学,布邪经,讲歪道,其罪当诛,请求朝廷对其严加惩处。”
“此份奏议,朝中官员,附议者不在少数。皆言方孝孺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持其才而邀名,挟其名而乱世,此子非杀不可。”
朱允熥的瞳孔微微一眯。
有关方孝孺讲学的事情,他此前已经在探听司上呈的密报中见到。
这是他亲手布的棋。
而今,终于生根发芽了。
“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朱允熥笑问道。
杨士奇沉默不语。
场中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诡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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