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儒家思想与君权的关系便十分复杂。

儒家尚“礼”。

对维护君主专制十分有利。

但其中也不缺少对君主的制约之意。

一直到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和“大一统”之说。

实际上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极大的改良，使其对君主制的维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这样的改动让统治者十分满意，然后，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可此前的儒家八派，并没有消失。

儒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争论，还在继续。

圣人说过很多话，可该怎么解释，却是一件很值得商榷的事情。

“代圣立言”，一直都是天下读书人的至高追求。

如何驾驭儒家，使其为自己所用，也始终是历代君主必修的功课。

朱允熥此前并没有想过太多。

他劝方孝孺去讲课，去开儒家新学，只是为自己未来的改革做好思想建设，铺平道路。

可这次，齐泰和黄子澄的事情，给了他启发。

黄子澄关在刑部大牢，层层防护，守卫森严。

按理来说，是绝无可能接触无关外人的。

然而，齐泰竟然能自由出入，与黄子澄密谋，写出这么多陷害别人的供词。

为黄子澄和齐泰提供方便的人，便绝不是一个两个官员，而是许多人一起联手。

对掌权者而言，下面的人联手欺瞒自己，是非常危险征兆。

这时候的朱允熥，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自程朱理学以来，儒家对人们的思想禁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按理来说，此时的朝堂，应该是最稳定的。

因为大臣们的思想和认知空前统一。

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

在历史上，有明一代，东林党争不断，儒家读书人与皇权的矛盾不断激化，难以平息。

后世的皇帝又不得不放出司礼监，重用厂卫来对读书人进行制衡。

最终搞得朝堂乌烟瘴气，大明走向衰败。

明实亡于党争！

简单的几个字，却是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统一了思想认知的大明，反而党争更加厉害了呢？

因为没有了外部的矛盾，内部矛盾就无法转移。

读书人都成了同一派别，那就变成了他们集体与皇帝斗……长此以往，不亡才怪。

所以，让思想派别有不同，有割裂，表面上看起来，会造成混乱……

但实际上，放到长期的角度，对统治稳定而言，反而是有利的。

正如后世社会也有左派和右派之争一样。

如果内部没有斗争，那大家就会将矛头一齐对准最高统治者。

君主要让儒家治天下，就需要儒家内部保持分裂。

太监是皇权的化身，扶持太监去和读书人斗，等于皇帝亲自下场。

这对于统治来说，实际上是非常不明智的。

最高统治者不应在这样的争斗中下场，而应该做一名旁观者，看着下面的人斗，并随时加以引导。

这就是统治的艺术。

诚如杨士奇而言，对一名帝王而言，他是没有政敌的。

因为任何一名站出来公开对抗帝王的人，都会被权力无情的碾压。

但大权在握的帝王，真的能为所欲为，按自己心中所想去施政吗？

并不能！

历史上，掌握大权的帝王多得数不清。

然而，能完全按自己意志施政的，少之又少。

帝王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肘和约束。

即便是一代雄主，都不例外。

因为帝王要以一人之力，掌握整个国家机器，整握整个统治阶层。

寻常人面对国家机器和统治阶层，渺小如尘埃，也不会幻想去掌控，只能顺势而为。

帝王当然不一样。

可帝王要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也不一样。

以一己之力，推动国家机器运转，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是寻常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大势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尘埃。

可帝王偏偏又是这股力量的掌控者。

力是相互的。

帝王掌控的力量越大，受到的反作用力也越大。

帝王必须要有极其高超的统治艺术，才能掌握国家机器，控制庞大的统治阶层，才能统治好这个国家。

否则，他就会被权力反噬。

实际上，一般的帝王，尽管身为最高统治者，但他能改变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

他必须按照统治阶层的集体意志去行事。

而不是自己心中的想法。

只有极少数的雄主，才能做一些改变。

朱允熥要在根本上改造大明，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什么一声令下，天下莫敢不从，想咋样就咋样，这显然是小孩子幼稚的幻想。

实际上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是现实。

一个命令如果不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即使在重压之下强行推下去，也多半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好事办成坏事，完全脱离最初的设想，最后不得不终止，或者不了了之。

类似的例子，自古至今，比比皆是。

方孝孺的另一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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