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景恪的决定，朱雄英自然是支持的。

立即说道：“我会让翰林院刊印此书发行天下。”

接着两人商量了一下细节，主要是如何推广此书，如何应对到来的抨击。

之后陈景恪又分别去见了老朱和朱标，向他们说了自己的打算。

两人自然也都是支持的。

和宫里沟通好，陈景恪就去翰林院，找到了方孝孺。

得知陈景恪准备正式发表大同世界，方孝孺无疑是非常高兴的：

“哈哈……早就应该发表了，周报会出一期特刊，专门刊登此书。”

陈景恪倒也没有反对，他的目的就是尽快填补理学留下的空白，借助官方途径无疑是最方便的。

至于会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不也是希望游说国君，获得他们的支持吗。

理学也是获得了皇帝的支持，才最终压倒其他学派，成为显学的。

陈景恪走同样的道路，没人能指摘什么。

只不过他的书，天然就获得了皇家的支持，少了游说的过程而已。

“先刊印第一篇吧，探一探大家的反应。”

方孝孺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说道：

“好，我马上安排人排版。”

所谓第一篇也就是总篇，何为大同。

其内容，就是讲述华夏文化里，关于大同思想的发展演化。

在文章里，他先是总体性的阐述了华夏文化的起源。

诞生于三皇五帝，成熟于西周，光大于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而对诸子百家影响最大的，或者说诸子百家之所以能诞生，离不开两块基石。

其一道家，其二儒家。

道家和儒家，将先贤的思想汇总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比如儒家思想的主体，就源自于周公召公的思想政策。

而其余诸子百家，都受到了这两家的启发才诞生的。

甚至很多学派，就是基于这两家的思想，延伸出来的支脉。

秦汉时期百家争锋，最终儒家胜出。

华夏文明发展到这里，其实一直是独立演化的。

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和冲击。

所以，说华夏文明是起源文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就在儒家脱颖而出后不久，佛教出现了。

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出现，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而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道家和儒家。

因为当时就剩他俩了，而且他俩也是当时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外在表现。

一向讲究无为而治的道家，反应却是最快的。

他们迅速的，吸收了佛教思想、组织架构等方面的优点。

又融合了阴阳家、方士等学派的精华，形成了道教。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

在面对佛教的冲击时反应就过于迟钝，未能及时做出调整。

在学术思想上，一度落于下风。

所以从南北朝一直到宋朝建立，思想界一直是佛道争锋，而儒家敬陪末座。

之后，陈景恪又具体分析了，佛教文化从哪些方面，对华夏思想造成了冲击。

比如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众生平等。

佛教的这种思想，包含着一种非常宏大的终极人文关怀。

作为统治一个族群，一个面向所有人的思想，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

但当时的儒家在搞什么？亲亲相杀。

所谓亲亲相杀，就是根据亲疏远近，来确定人和人的关系。

我不从整个人类层面去看待亲疏远近，而是从血统、亲缘这个小圈子去看待。

这与佛教的那种，放下自己的身份，以一个宏大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高下立判。

而且必须承认的是，儒家是西周时期形成的贵族文化的总结。

孔子认为，贵族高贵的不是血统，而是教养。

贵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获得的。

那么教育的模板是什么？

就是西周形成的贵族文化。

孔子将其汇总形成了儒家思想，然后广收弟子将这种思想传授给天下人，让所有人都成为‘贵族’。

所以孟子有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但是，儒家也同样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

相反，它还特意强调了阶级属性和阶级特权。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这种对阶级的强调，在面对佛教‘众生平等’时，显得是那么的无力。

面对同样的问题，道家就处之泰然。

因为道家本身也有这方面的思想。

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而且这一类的思想，还经过了一定的发展。

所以在面对佛教冲击的时候，道家将先贤现成的思想拿出来加以演化，就形成了自己的‘众生平等’理论。

儒家虽然也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大同’。

然而并没有被重视，也没有人去拓展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南北朝一直到唐末，佛道争锋儒家只能干看着，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但儒家并没有真的固步自封，他们也一直在寻求突破。

隋朝王通就提出三教合一理论，只可惜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子。

等到韩愈、柳宗元时期，儒家终于摸到了窍门，开始汲取佛道两家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思想。

到宋朝时期，张载张横渠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

他的‘民胞物与’思想，让儒家拥有了自己的‘众生平等’。

佛教带给华夏的，还不只是这些。

比如，让思想更加简单易懂。

儒道皆诞生于贵族文化，是非常繁琐难懂的。

尤其是儒家，需要‘博雅’来熏陶、培养贵族气质和心性。

孔子提倡六艺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博雅’。

然而，‘博雅’就注定了和穷人无缘。

只有脱离了生产的富人阶级，才有能力去‘博雅’。

佛教思想简单易懂，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农，也能听得懂。

这对于学问传播，影响太大了。

它倒逼着儒道做出改变。

道家在这方面，反应也非常迅速，很快就有了简单易懂的道教思想。

五斗米教能大兴，就是得益于这种简化。

而儒家，直到二程时期才完成了这种简化。

二程摒弃了儒家以前追求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开始追求直通本性。

那些诗词歌赋之类的通通不要，通过言传身教，直接掌握‘理’。

这种简化，为儒家的推广，扫平了最后一点障碍。

所以，儒家能在宋朝大兴，不只是因为皇家的支持。

还在于它自身的变革。

当然，佛教和华夏思想，是相互成就的。

在华夏吸收佛教精华的同时，佛教也同样被华夏优秀的思想逼迫着完善自己。

最终，与华夏思想完成融合的佛教，成为了大乘佛教，并延续至今。

而在其他地方传播的小乘佛教，发展的都不太好，甚至连佛国都被灭了。

所以，佛教东传，是一次互相成全。

言归正传。

正所谓后发优势，儒家转变的晚，反而成了一种优势。

它可以等佛道两家思想大成之后，将两家最精华的部分一并吸收，然后完成超越。

文章写到这里，陈景恪终于将话题扯到了大同世界上。

基于儒释道三家，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我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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