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波商战，让朱允熥赚得盆满钵满。

大明粮食和物资储备司也趁此机会正式建立。

通过建设大量的官仓，进行粮食和重要物资储备。

粮食和其他各项与百姓民生关系紧密的物资，从此价格都变得非常稳定。

这对于他后来的一系列改革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存粮储粮，妥妥是亏本的经济行为。

因为存进粮仓的粮食，需要三到五年后出售，再进当年的新粮。

毫无疑问，新粮的价格，比库存了三五年的旧粮要贵得多。

高价进，存三五年，再低价卖，毫无疑问是亏本的。

可即使是在后世，国家仍然会花大力气储粮存粮，这可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出现饥荒。

经济发展会使流通中的钱变多，从而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

这时候如果粮食价格也随着一起上涨，就会形成经济发展越快，底层生活越艰难的局面。

从而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一致反对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将粮食价格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就是让底层多少能享受到一点可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

即原来底层卖苦力干活是一个月拿五百文钱，后来经济发展，通货也膨胀了，卖苦力干活的薪水，也涨到了一个月五千文。

可这时候，环顾四周，发现许多东西的价格同样跟着上涨十倍了，薪水似乎是涨了一个寂寞。

甚至反而造成存不下钱。

因为以前存下来的钱，都由于通货膨胀而变得不值钱了。

造成的效果，是让他们觉得，还不如经济不发展，干活也永远拿五百文一个月的薪水。

但若这时候，发现粮价没有变，心理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同样工作一个月，如今拿着一个月的薪水，能买到以前十倍的大米。

这是实打实的收益。

也是国家稳定粮价最大的好处。

粮食消费最大的特征，是它具有刚性消费的色彩。

即无论粮食是什么价，它的消费实际上是不变的。

因为一个人只能吃那么多粮食。

无论粮食多便宜，他都只能吃这么多。

反过来说，无论粮食价格多贵，他也必须吃这么多。

价格的高低起伏，并不会影响粮食的消费。

这就是粮食的特殊性。

一定要说区别，也仅仅是粮食价格便宜，会造成一些浪费。

这个数额仍然是有限，也仅此而已。

既然是刚性消费，又关系着千千万万底层百姓的生计，将其人为调控成低价，对国家而言，就是一件成本很低，收益却很高的事情。

工作一个月的薪水能买一千斤大米和工作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一百斤大米，人们的感受绝对是天壤之别。

让人们手中的钱变多，让刚性消费的粮食保持低价，所有人就都会觉得，生活越来越好了！

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人们的感受却是这样的。

这就是控制粮价最大的作用！

朱允熥很清楚这一点。

大明可以通货膨胀。

随着银行的建立和金融业的发展，大明也必然会通货膨胀，这是经济规律。

即使他身为皇太孙，也无法强行对抗这一规律。

但朱允熥可以利用粮食消费刚性稳定这一特性，通过收储再卖粮，让粮价始终保持稳定。

让粮价不随通货膨胀而上涨。

只要粮价稳定，在老百姓的感受中，无论怎么通货膨胀，他们还是会会觉得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因为百姓们还是习惯用一天赚的钱能买多少大米来衡量收入高低。

当然，前提是生产出来的粮食，足够大明百姓消费，还要有一点剩余，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要不然，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如今的大明，仍然不能通过从海外殖民地运粮来保证粮食供应，水利工程的建设，便十分重要了。

只有保证粮食的生产不受或少受水灾旱灾的影响，保证粮食的供应绝对充足，始终保持低粮价的目标才能实现。

如若不然，但凡存在百分之一的缺口，粮价都会立即失控。

粮食生产永远都要大于粮食消费，这是所有一切的基础。

即使是后世的科技文明社会，依然如此。

更别说眼下的大明了。

经此一役，劣绅奸商元气大伤，但他们的基本盘还在，只是暂时不得不蛰伏。

而这时候，对官府胥吏的调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它的影响更大也更深远。

长期以来，豪绅把持地方权力，已经形成惯例传统。

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

事实上，即使是县府本身，也有着一套独特的自治系统。

那便是胥吏统治。

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胥吏。

从外地调来，走马上任的官员，很难了解一个县的基层实际情况，只能依靠在衙门工作多年的胥吏来掌控县治。

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县官在发号施令，实际上，是胥吏早已将结果呈交上去，该怎么做，怎么处理，县官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胥吏的处理意见，照本念经。

比如说，出了人命案，抓了嫌疑犯，是捕快先将人犯带到捕房进行审讯，等审明白了，供状都写好了，再上呈县太爷。

后面县官升堂审案，只是走一个形式上的流程而已。

其他各项事情也是一样的。

胥吏在实际上把控着县衙的权力。

然而，随着军队改制和裁军的持续进行，一批一批的退役士兵和基层军官转业为衙役，这一权力格局迅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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